图谱之学，古有专门，郑氏樵论之详矣。司马迁为史，独取旁行斜上之遗，列为十表；而不取象魏悬法之掌，列为诸图。于是后史相承，表志愈繁，图经浸失。好古之士，载考陈编，口诵其辞，目迷其象，是亦载笔之通弊，斯文之阙典也。郑樵生千载而后，慨然有志于三代遗文，而于《图谱》一篇，既明其用；又推后代失所依据之故，本于班固收书遗图，亦既感慨言之矣。然郑氏之意，祗为著录诸家，不立图谱专门，故欲别为一录，以辅《七略》四部之不逮耳，其实未尝深考。图学失传，由于司马迁有表无图，遂使后人修史，不知采录；故其自为《通志》纪传谱略，诸体具备，而形势名家，亦未为图。以此而议班氏，岂所谓楚则失之，而齐亦未为得者非耶？夫图谱之用，相为表里。周谱之亡久矣，而三代世次，诸侯年月，今具可考，以司马迁采摭为表故也。象魏之藏既失，而形名制度，方圆曲直，今不可知，以司马迁未列为图故也。然则书之存亡，系于史臣之笔削，明矣。图之远者，姑弗具论。自《三辅黄图》、《洛阳宫殿图》以来，都邑之簿，代有成书，后代搜罗，百不存一。郑氏独具心裁，立为专录，以谓有其举之，莫或废矣。然今按以郑氏所收，其遗亡散失，与前代所著，未始迳庭；则书之存亡，系于史臣之笔削者尤重，而系于著录之部次者犹轻，又明矣。罇罍之微，或资博雅，卤簿之属，或著威仪，前人并有图书，盖亦繁富。史臣识其经要，未遑悉入编摩；郑氏列为专录，使有所考，但求本书可也。至于方州形势，天下大计，不于表志之间，列为专部；使读其书者，乃若冥行擿埴，如之何其可也？治《易》者必明乎象，治《春秋》者必通乎谱；图象谱牒，《易》与《春秋》之大原也。《易》曰：「系辞焉以尽其言。」《记》曰：「比事属辞，《春秋》教也。」夫谓之系辞属辞者，明乎文辞从其后也。然则图象为无言之史，谱牒为无文之书，相辅而行，虽欲阙一而不可者也。况州郡图经，尤前人之所重耶？
图谱之学，古代有专门的学问，郑樵论述得很详细了。司马迁修史，只采用了旁行斜上这种格式，列为十表；却没有采用象魏悬法这种掌管方式，列为各种图。于是后代史书相承，表和志越来越繁多，图经却逐渐失传。喜好古学的人，反复考究旧编，口中诵读其文辞，眼睛却迷失于其形象，这也是著书的通病，是文献的缺典。郑樵生于千年之后，慨然有志于三代遗文，在《图谱》一篇中，既阐明了它的用途；又推究后代失去依据的原因，根源在于班固收录书籍却遗漏了图，也已经感慨地论述了。然而郑氏的意思，只是针对各家著录不设立图谱专门，所以想另立一录，来补充《七略》四部的不足罢了，其实并未深入考察。图学失传，是由于司马迁有表无图，于是使后人修史，不知道采录；所以他自撰《通志》，纪传谱略各种体裁都具备，而形势名家，也没有作图。以此议论班氏，岂不是所谓楚国有所失，而齐国也未有所得吗？图谱的用途，互为表里。周谱失传很久了，而三代的世系次序、诸侯的年月，如今都能考知，是因为司马迁采集编为表的缘故。象魏的收藏已经丧失，而形名制度、方圆曲直，如今无法知晓，是因为司马迁没有列为图的缘故。那么书籍的存亡，取决于史臣的笔削，是很明白了。图远的暂且不具体论述。从《三辅黄图》、《洛阳宫殿图》以来，都邑的簿录，每代都有成书，后代搜罗，百不存一。郑氏独具匠心，设立专录，认为只要有人举荐，就不会废弃了。然而现在按郑氏所收录的，其遗亡散失，与前代所著录的，未必有差别；那么书籍的存亡，取决于史臣笔削的更为重要，而取决于著录部次的较轻，又很明白了。酒器之类微小的东西，或许有助于博雅，卤簿之类，或许显示威仪，前人都有图书，大概也很丰富。史臣识别其纲要，来不及全部编入；郑氏列为专录，使其可考，只求本书即可。至于方州形势，天下大计，不在表志之间列为专部；使读其书的人，如同在黑暗中摸索，怎么可以呢？研究《易》的人必须明白象，研究《春秋》的人必须通晓谱；图象谱牒，是《易》与《春秋》的根本。《易》说：「系上辞来尽言其意。」《记》说：「排列事实连属文辞，是《春秋》的教法。」所谓系辞属辞，是说明文辞跟在后面。那么图象是无言的史，谱牒是无文的书，相辅相成，即使想缺一也不可。何况州郡图经，更是前人所重视的呢？
或曰：学者亦知图象之用大矣。第辞可传习，而图不可以诵读，故书具存，而图不可考也，其势然也。虽然，非知言也。夫图不可诵，则表亦非有文辞者也。表著于史，而图不入编，此其所以亡失也。且图之不可传者有二。一则争于绘事之工也。以古人专门艺事，自以名家，实无当于大经大法。若郭璞《山海经图赞》，赞存图亡。今观赞文，有类雕龙之工，则知图绘，殆亦画虎之技也。一则同乎髦弁之微也。近代方州之志，绘为图象，厕于序例之间，不立专门，但缀名胜，以为一书之标识，而实无当于古人图谱之学也。夫争于绘事，则艺术无当于史裁；而厕于弁髦，则书肆茍为标帜，以为市易之道，皆不可语于史学之精微也。古人有专门之学，即有专门之书；有专门之书，即有专门之体例。旁行斜上，标分子注，谱牒之体例也。开方计里，推表山川，舆图之体例也。图不详而系之以说，说不显而实之以图，互著之义也。文省而事无所晦，形著而言有所归，述作之则也。亥豕不得淆其传，笔削无能损其质，久远之业也。要使不履其地，不深于文者，依检其图，洞如观火，是又通方之道也。夫天官、河渠图，而八书可以六；地理、沟洫图，而十志可以八；然而今日求太初之星象，稽西京之版舆，或不至于若是茫茫也。况夫方州之书，征名辨物，尤宜详赡无遗，庶几一家之作；而乃流连景物，附会名胜，以为丹青末艺之观耶？其亦不讲于古人所以左图右史之义也夫？
有人说：学者也知道图象的用途很大。只是文辞可以传习，而图不能诵读，所以书都保存着，而图却无法考究，这是形势使然。虽然如此，这不是知言。图不能诵读，那么表也不是有文辞的。表著录于史书，而图不编入，这就是它亡失的原因。而且图不能流传的原因有二。一是争于绘画的工巧。以古人专门的技艺，自然成为名家，实际上无关大经大法。如郭璞《山海经图赞》，赞文存而图亡。现在看赞文，有类似雕龙之工巧，那么知道图绘，大概也是画虎之技。一是等同于帽饰之类微小之物。近代方州之志，绘成图象，放在序例之间，不立专门，只缀名胜，作为一书的标识，而实际上无关古人图谱之学。争于绘事，则艺术无关史裁；而放在帽饰之类，则书肆苟且作为标帜，作为交易之道，都不足以谈论史学的精微。古人有专门之学，就有专门之书；有专门之书，就有专门之体例。旁行斜上，标分子注，是谱牒的体例。开方计里，推表山川，是舆图的体例。图不详尽就系以说明，说明不显明就用图充实，是互著之义。文辞省简而事情无所隐晦，形象显著而言辞有所归属，是述作的法则。亥豕之误不能混淆其流传，笔削不能损害其本质，是久远的事业。要使不踏其地、不深于文辞的人，依图检索，洞如观火，这又是通方之道。天官、河渠作图，八书可以减为六；地理、沟洫作图，十志可以减为八；然而今天求太初之星象，考西京之版图，或许不至于如此茫然。何况方州之书，征名辨物，尤其应该详尽无遗，庶几成为一家之作；而竟然流连景物，附会名胜，作为丹青末艺之观赏？这难道不是不讲求古人左图右史之义吗？
图不能不系之说，而说之详者，即同于书，图之名不亦缀欤？曰：非缀也。体有所专，意亦有所重也。古人书有专名，篇有专义。辞之出入非所计，而名实宾主之际，作者所谓窃取其义焉耳。且吾见前史之文，有表似乎志者矣，〈《汉书‧百官公卿表》，篇首歴叙官制。〉不必皆旁行斜上之文也。有志似乎表者矣，〈《汉书‧律歴志》，排列三统甲子。〉不必皆比事属辞之例也。《三辅黄图》，今亡其书矣，其见于他说所称引，则其辞也。遁甲通统之图，今存其说，犹《华黍》、《由庚》之有其义耳。虽一尺之图，系以寻丈之说可也。既曰图矣，统谓之图可也。图又以类相次，不亦繁欤？曰：非繁也。图之有类别，犹书之有篇名也。以图附书，则义不显，分图而系之以说，义斯显也。若皇朝《明史‧律歴志》，于仪象推步皆绘为图，盖前人所未有矣。当时史臣未尝别立为图，故不列专门，事各有所宜也。今州志分图为四：一曰舆地，二曰建置，三曰营汛，四曰水利。皆取其有关经要，而规方形势所必需者，详系之说，而次诸纪表之后，用备一家之学，而发其例于首𥳑云尔。
图不能不系以说明，而说明详尽者，就等同于书，图的名称不就成了多余吗？回答说：不是多余。体例有所专，意旨也有所重。古人书有专名，篇有专义。文辞的出入不是所计较的，而名实宾主之际，是作者所谓窃取其义罢了。而且我见前史之文，有表似乎志的，〈《汉书‧百官公卿表》，篇首历叙官制。〉不必都是旁行斜上之文。有志似乎表的，〈《汉书‧律历志》，排列三统甲子。〉不必都是比事属辞之例。《三辅黄图》，现在其书已亡，它见于其他书所称引的，是其文辞。遁甲通统之图，现在存其说，如同《华黍》、《由庚》有其义罢了。即使一尺之图，系以寻丈之说也可以。既然称为图，统称为图也可以。图又以类相次，不也繁复吗？回答说：不是繁复。图有类别，如同书有篇名。以图附书，则义不显明，分图而系以说明，义就显明了。如皇朝《明史‧律历志》，于仪象推步都绘为图，大概是前人所没有的。当时史臣未曾另立为图，所以不列专门，事情各有所宜。现在州志分图为四：一是舆地，二是建置，三是营汛，四是水利。都选取有关经要，而规划方域形势所必需的，详细系以说明，并排在纪表之后，用以完备一家之学，而发其体例于首篇罢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