班固《古今人表》，为世诟詈久矣。由今观之，断代之书，或可无需《人表》；通古之史，不可无《人表》也。固以断代为书，承迁有作，凡迁史所阙门类，固则补之；非如纪传所列君臣事迹，但画西京为界也。是以《地理》及于《禹贡》、《周官》，《五行》罗列春秋战国；《人表》之例，可类推矣。《人表》之失，不当以九格定人，强分位置，而圣仁智愚，妄加品藻，不得《春秋》谨严之旨。又刘知几摘其有古无今，名与实舛，说亦良允。其余纷纷议其不当作者，皆不足为班氏病也。向令去其九等高下，与夫仁圣愚智之名，而以贵贱尊卑区分品地，或以都分国别异有标题，横列为经，而以年代先后标著上方，以为之纬；且明著其说曰，取补迁书，作列传之稽检。则其立例，当为后代著通史者一定科律，而岂至反为人诟詈哉？甚矣，千古良法，沉溺于众毁之余，而无有精史裁者，为之救其弊而善所用也。近代马氏《绎史》，盖尝用其例矣。然马氏之书，本属纂类，不为著作。推其用意，不过三代去今日久，事文杂出，茫无端绪，列为人表，则一经传姓名考耳。且犹贬置班表，不解可为迁书补隙；又不解扩其义类，可为史氏通裁；顾曰人表若为《绎史》而作，则亦未为知类者也。
班固的《古今人表》，被世人指责谩骂已经很久了。从今天来看，断代史或许可以不需要《人表》；但贯通古今的史书，却不能没有《人表》。班固以断代史的形式著书，继承司马迁的著作而有所创作，凡是司马迁《史记》中缺失的门类，班固就加以补充；并非像纪传中所列的君臣事迹那样，只以西汉一朝为界限。因此《地理志》涉及《禹贡》、《周官》，《五行志》罗列春秋战国之事；《人表》的体例，可以类推而知。《人表》的失误，在于不应当用九个等级来评定人物，强行划分位置，并用圣、仁、智、愚等名目，随意加以品评，不符合《春秋》谨严的宗旨。另外刘知几指出它只有古人没有今人，名称与实际不符，这个说法也很公允。其余纷纷议论说不应当作《人表》的，都不足以成为班固的毛病。假使当初去掉那九个等级的高低，以及仁圣愚智等名目，而用贵贱尊卑来区分品级地位，或者按都城、封国分别设立不同的标题，横向排列作为经线，而把年代先后标注在上方，作为纬线；并且明确说明其宗旨是，用来补充司马迁的《史记》，作为列传的查考检索。那么他所创立的体例，应当成为后代撰写通史的人一定遵循的法则，又怎么会反而被人指责谩骂呢？太可惜了，千古以来的好方法，沉没在众人诋毁的余波之中，而没有精通史书体例的人，来挽救它的弊病并善于运用它。近代马骕的《绎史》，大概曾经采用过这个体例。然而马骕的著作，本来属于编纂类，不是创作。推究他的用意，不过是因为夏商周三代距离今天已经很久远，事迹和文字杂乱出现，茫无头绪，排列成人表，只不过是一部经传姓名考罢了。而且他还贬低班固的《人表》，不理解它可以用来弥补司马迁《史记》的缺漏；又不理解扩展它的义类，可以成为史家通用的体例；反而说《人表》如果是为《绎史》而作，那也算不上是懂得类别的人了。
夫通古之史，所书事迹，多取𥳑编故实；非如当代纪载，得于耳闻目见，虚实可以互参。而既为著作，自命专家，则列传去取，必有别识心裁，成其家言；而不能尽类以收，同于排纂，亦其势也。〈即如《左传》中事，收入《史记》，而子产、叔向诸人，不能皆编列传，《人表》安可不立？〉至前人行事，杂见传记，姓名隐显，不无详畧异同。列传裁断所余，不以人表收其梗槪，则畧者致讥挂漏，详者被谤偏狥，即后人读我之书，亦觉阙然少绳检矣。故班氏之《人表》，于古盖有所受，不可以轻议也。
贯通古今的史书，所记载的事迹，大多取自简册古籍；不像当代的记载，得自耳闻目见，虚实可以互相参证。而既然作为著作，自命为专家，那么列传的取舍，必定有独特的见识和匠心，形成自己的学说；而不能够把所有类别都收录进来，等同于编排纂集，这也是形势使然。〈就像《左传》中的事情，收入《史记》，而子产、叔向等人，不能都编入列传，《人表》怎么能不设立呢？〉至于前人的行事，散见于各种传记，姓名的显赫或隐没，不无详略异同。列传裁断之后剩余的内容，不用《人表》来收录其梗概，那么简略的就会招致挂漏的讥讽，详细的就会被指责偏私徇情，即使后人读我的书，也会觉得有所欠缺而缺少检核的凭借。所以班固的《人表》，在古代大概有所传承，不可以轻易议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