礼乐志 第二 ◄
汉书
卷二十三 刑法志 第三
夫人宵天地之䫉，怀五常之性，聪明精粹，有生之最灵者也。爪牙不足以供耆欲，趋走不足以避利害，无毛羽以御寒暑，必将役物以为养，任智而不恃力，此其所以为贵也。故不仁爱则不能群，不能群则不胜物，不胜物则养不足。群而不足，争心将作，上圣卓然先行敬让博爱之德者，众心说而从之。从之成群，是为君矣；归而往之，是为王矣。洪范曰：「天子作民父母，为天下王。」圣人取类以正名，而谓君为父母，明仁爱德让，王道之本也。爱待敬而不败，德须威而久立，故制礼以崇敬，作刑以明威也。圣人既躬明悊之性，必通天地之心，制礼作教，立法设刑，动缘民情，而则天象地。故曰先王立礼，「则天之明，因地之性」也。刑罚威狱，以类天之震曜杀戮也；温慈惠和，以效天之生殖长育也。《书》云「天秩有礼」，「天讨有罪」。故圣人因天秩而制五礼，因天讨而作五刑。大刑用甲兵，其次用斧钺；中刑用刀锯，其次用钻凿；薄刑用鞭扑。大者陈诸原野，小者致之市朝，其所繇来者上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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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二十三 刑法志 第三
人具有天地的形貌，怀有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这五种本性，聪明精粹，是所有生物中最有灵性的。人的爪牙不足以满足欲望，奔跑的速度不足以躲避利害，没有毛羽来抵御寒暑，所以必须役使外物来供养自己，依靠智慧而不是凭借力气，这就是人之所以高贵的原因。因此，如果不仁爱就不能合群，不能合群就不能战胜外物，不能战胜外物，供养就不充足。合群而供养不足，争斗之心就会产生。上古的圣人卓越地率先推行恭敬、谦让、博爱的德行，众人心悦诚服地跟从他。跟从他的人聚集成群，他就成了君主；人们归附并前往投奔他，他就成了君王。《洪范》说：“天子做民众的父母，成为天下的君王。”圣人取用同类事物来端正名分，称君主为父母，是为了阐明仁爱、德让是王道的根本。仁爱需要依靠恭敬才不会败坏，德行需要依靠威严才能长久确立，所以制定礼制来推崇恭敬，创制刑罚来彰显威严。圣人既然自身具备明智的本性，必定能通晓天地的心意，制定礼制、创制教化、设立法规、设置刑罚，行动都依据民情，并且效法天地的法则。所以说先王确立礼制，是“效法上天的光明，依据大地的本性”。刑罚和威严的监狱，是用来类比上天的雷霆、闪电和杀戮；温和、慈爱、恩惠、和顺，是用来效法上天的生长、繁殖、养育。《尚书》说：“上天规定了礼的秩序”，“上天讨伐有罪的人”。所以圣人依据上天的秩序制定了吉、凶、宾、军、嘉五礼，依据上天的讨伐制定了墨、劓、宫、刖、杀五刑。重大的刑罚动用军队，其次用斧钺；中等的刑罚用刀锯，其次用钻凿；轻微的刑罚用鞭子或木棍抽打。重大的刑罚在野外执行，轻微的刑罚在街市或朝廷上执行，这种做法的由来已经很久远了。
自黄帝有涿鹿之战以定火灾，颛顼有共工之陈以定水害。唐虞之际，至治之极，犹流共工，放讙兜，窜三苗，殛鲧，然后天下服。夏有甘扈之誓，殷、周以兵定天下矣。天下既定，戢臧干戈，教以文德，而犹立司马之官，设六军之众，因井田而制军赋。地方一里为井，井十为通，通十为成，成方十里；成十为终，终十为同，同方百里；同十为封，封十为畿，畿方千里。有税有租。税以足食，赋以足兵。故四井为邑，四邑为丘。丘，十六井也，有戎马一匹，牛三头。四丘为甸。甸，六十四井也，有戎马四匹，兵车一乘，牛十二头，甲士三人，卒七十二人，干戈备具，是谓乘马之法。一同百里，提封万井，除山川沈斥，城池邑居，园囿术路，三千六百井，定出赋六千四百井，戎马四百匹，兵车百乘，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，是谓百乘之家。一封三百一十六里，提封十万井，定出赋六万四千井，戎马四千匹，兵车千乘，此诸侯之大者也，是谓千乘之国。天子畿方千里，提封百万井，定出赋六十四万井，戎马四万匹，兵车万乘，故称万乘之主。戎马车徒干戈素具，春振旅以搜，夏拔舍以苗，秋治兵以狝，冬大阅以狩，皆于农隙以讲事焉。五国为属，属有长；十国为连，连有帅；三十国为卒，卒有正；二百一十国为州，州有牧。连帅比年简车，卒正三年简徒，群牧五载大简车徒，此先王为国立武足兵之大略也。
自从黄帝有涿鹿之战来平定火灾之害，颛顼有与共工的战争来平定水灾之害。尧舜时代，是治理的极盛时期，仍然流放共工，放逐讙兜，流窜三苗，诛杀鲧，然后天下才顺服。夏朝有甘地和扈地的誓师，商朝、周朝用武力平定了天下。天下平定之后，收起兵器，用礼乐教化来教导民众，但仍然设立司马的官职，设置六军的编制，依据井田制度来制定军赋。土地一里见方为一井，十井为一通，十通为一成，成是十里见方；十成为一终，十终为一同，同是百里见方；十同为一封，十封为一畿，畿是千里见方。有税有租。税用来供给粮食，赋用来供给军需。所以四井为一邑，四邑为一丘。一丘是十六井，有战马一匹，牛三头。四丘为一甸。一甸是六十四井，有战马四匹，兵车一辆，牛十二头，甲士三人，步兵七十二人，各种兵器齐备，这就是所谓的“乘马之法”。一同是百里见方，总共有万井，除去山川、沼泽、城池、邑居、园林、道路等三千六百井，实际出赋的是六千四百井，有战马四百匹，兵车一百辆，这是卿大夫采地中最大的规模，称为“百乘之家”。一封是三百一十六里见方，总共有十万井，实际出赋的是六万四千井，有战马四千匹，兵车一千辆，这是诸侯中最大的规模，称为“千乘之国”。天子的畿内是千里见方，总共有百万井，实际出赋的是六十四万井，有战马四万匹，兵车一万辆，所以称为“万乘之主”。战车、马匹、步兵、兵器平时都准备齐全，春天整顿军队进行“搜”的演习，夏天拔除营舍进行“苗”的演习，秋天训练部队进行“狝”的演习，冬天大规模检阅进行“狩”的演习，都是在农闲时讲习武事。五国为一属，属有属长；十国为一连，连有连帅；三十国为一卒，卒有卒正；二百一十国为一州，州有州牧。连帅每年检阅战车，卒正每三年检阅步兵，各州牧每五年大规模检阅战车和步兵，这就是先王为国家建立武备、充足兵力的基本方略。
周道衰，法度颦，至齐桓公任用管仲，而国富民安。公问行伯用师之道，管仲曰：「公欲定卒伍，修甲兵，大国亦将修之，而小国设备，则难以速得志矣。」于是乃作内政而寓军令焉，故卒伍定虖里，而军政成虖郊。连其什伍，居处同乐，死生同忧，祸福共之，故夜战则其声相闻，昼战则其目相见，缓急足以相死。其教已成，外攘夷狄，内尊天子，以安诸夏。齐威既没，晋文接之，亦先定其民，作被庐之法，总帅诸侯，迭为盟主。然其礼已颇僭差，又随时苟合以求欲速之功，故不能充王制。二伯之后，寖以陵夷，至鲁成公作丘甲，哀公用田赋，搜狩治兵大阅之事皆失其正。春秋书而讥之，以存王道。于是师旅亟动，百姓罢敝，无伏节死难之谊。孔子伤焉，曰：「以不教民战，是谓弃之。」
周朝的王道衰微，法度废弛，到了齐桓公任用管仲，国家才富足，人民安定。齐桓公询问成就霸业、用兵之道，管仲说：“您想要整顿军队、修治武器装备，大国也会同样修治，而小国会加强防备，这样就难以迅速实现愿望了。”于是就在内政中寄寓军令，所以军队的编制在乡里确定，而军政在郊外完成。将士兵按什伍编制联结起来，居住在一起共享欢乐，生死与共、同担忧虑，祸福共同承担，所以夜间作战能听到彼此的声音，白天作战能看到彼此的眼睛，危急时刻足以互相拼死救援。这种教化已经完成，对外抵御夷狄，对内尊崇天子，来安定华夏各国。齐桓公去世后，晋文公接续他，也先安定他的民众，制定了被庐之法，统率诸侯，轮流担任盟主。然而他们的礼制已经多有僭越和差错，又随时苟且迎合以求快速见效，所以不能完全符合王制。两位霸主之后，逐渐衰落，到鲁成公时制作丘甲，鲁哀公时实行田赋，春搜、夏苗、秋狝、冬狩以及治兵、大阅等军事活动都失去了正当的规范。《春秋》记载并讥讽这些事，以保存王道。于是军队频繁出动，百姓疲惫不堪，没有为节义而死难的道德。孔子为此感伤，说：“用未经训练的民众去作战，这叫做抛弃他们。”
故称子路曰：「由也，千乘之国，可使治其赋也。」而子路亦曰：「千乘之国，摄虖大国之间，加之以师旅，因之以饥馑，由也为之，比及三年，可使有勇，且知方也。」治其赋兵教以礼谊之谓也。
春秋之后，灭弱吞小，并为战国，稍增讲武之礼，以为戏乐，用相夸视。而秦更名角抵，先王之礼没于淫乐中矣。雄桀之士因势辅时，作为权诈以相倾覆，吴有孙武，齐有孙膑，魏有吴起，秦有商鞅，皆禽敌立胜，垂著篇籍。当此之时，合从连衡，转相攻伐，代为雌雄。齐愍以技击彊，魏惠以武卒奋，秦昭以锐士胜。世方争于功利，而驰说者以孙、吴为宗。时唯孙卿明于王道，而非之曰：「彼孙、吴者，上势利而贵变诈；施于暴乱昏嫚之国，君臣有间，上下离心，政谋不良，故可变而诈也。夫仁人在上，为下所卬，犹子弟之卫父兄，若手足之扞头目，何可当也？邻国望我，欢若亲戚，芬若椒兰，顾视其上，犹焚灼仇雠。人情岂肯为其所恶而攻其所好哉？故以桀攻桀，犹有巧拙；以桀诈尧，若卵投石，夫何幸之有！《诗》曰：『武王载旆，有虔秉钺，如火烈烈，则莫我敢遏。』言以仁谊绥民者，无敌于天下也。若齐之技击，得一首则受赐金。事小敌鲧，则媮可用也；事巨敌坚，则涣然离矣。是亡国之兵也。魏氏武卒，衣三属之甲，操十二石之弩，负矢五十丢，置戈其上，冠胄带剑，赢三日之粮，日中而趋百里，中试则复其户，利其田宅。如此，则其地虽广，其税必寡，其气力数年而衰。是危国之兵也。秦人，其生民也骥阨，其使民也酷烈。劫之以势，隐之以阨，狃之以赏庆，道之以刑罚，使其民所以要利于上者，非战无由也。功赏相长，五甲首而隶五家，是最为有数，故能四世有胜于天下。然皆干赏蹈利之兵，庸徒鬻卖之道耳，未有安制矜节之理也。故虽地广兵彊，鳃鳃常恐天下之一合而共轧己也。至乎齐桓、晋文之兵，可谓入其域而有节制矣，然犹未本仁义之统也。故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之武卒，魏之武卒不可以直秦之锐士，秦之锐士不可以当桓、文之节制，桓、文之节制不可以敌汤、武之仁义。」
所以孔子称赞子路说：“仲由啊，一个千乘之国，可以让他管理军事赋税。”而子路也说：“一个千乘之国，夹在大国之间，外有军队侵犯，内有饥荒，让我去治理，等到三年，可以使民众有勇气，并且懂得道义。”这就是指治理军事赋税并用礼义来教化民众。
春秋之后，各国吞并弱小，合并成为战国，逐渐增加了讲习武事的礼仪，把它当作游戏娱乐，用来相互夸耀。而秦国改名为角抵，先王的礼制淹没在过度的享乐中了。英雄豪杰之士顺应时势，运用权谋诈术来相互倾轧，吴国有孙武，齐国有孙膑，魏国有吴起，秦国有商鞅，都能擒获敌人、取得胜利，并著书立说流传后世。在这个时候，合纵连横，互相攻伐，轮流争霸。齐愍王依靠技击之士强大，魏惠王依靠武卒奋起，秦昭王依靠锐士取胜。世人正争逐于功利，而游说之士以孙武、吴起为宗师。当时只有荀子明白王道，并批评他们说：“那些孙武、吴起之类的人，崇尚权势利益而看重权变诈术；把这些用在暴乱昏聩的国家，君臣之间有隔阂，上下离心离德，政治谋划不善，所以可以运用变化和欺诈。如果仁人在上位，被下属仰望，就像子弟护卫父兄，如同手足保护头目，谁能抵挡呢？邻国看待我们，欢喜得像亲戚，芬芳得像椒兰；而他们看待自己的君主，却像焚烧灼烤的仇敌。人之常情，怎么会肯为自己所厌恶的人去攻打自己所喜爱的人呢？所以用桀去攻打桀，还有巧拙之分；用桀去欺诈尧，就像用鸡蛋去碰石头，哪里有什么侥幸呢！《诗经》说：‘武王举起大旗，虔诚地拿着大斧，像烈火一样猛烈，没有人敢阻挡我。’这是说用仁义来安抚民众的人，在天下无敌。像齐国的技击之士，斩获一个首级就赐给金钱。如果事情小、敌人弱，还可以苟且使用；如果事情大、敌人强，就会涣散逃离。这是亡国的军队。魏国的武卒，身穿三层的铠甲，拉开十二石力量的弩，背着五十支箭，把戈放在上面，戴着头盔、佩带宝剑，携带三天的干粮，半天内急行百里，考试合格就免除他家的徭役，给予田宅的优惠。这样，他们的土地虽然广阔，但税收必然减少，他们的战斗力几年后就会衰落。这是危害国家的军队。秦国人，他们养育民众很狭隘，役使民众很残酷。用权势胁迫他们，用困厄来隐藏他们，用赏赐来引诱他们，用刑罚来引导他们，使他们的民众要想从君主那里获取利益，除了打仗没有别的途径。功劳和赏赐相互促进，斩获五个甲士的首级就可以役使五家，这是最有条理的，所以能连续四代在天下取胜。然而这些都是追求赏赐、追逐利益的军队，是雇佣买卖的做法罢了，并没有安于制度、矜持节操的道理。所以虽然土地广阔、兵力强大，却常常恐惧天下各国联合起来一起压制自己。至于齐桓公、晋文公的军队，可以说是进入了正轨而有节制了，但还没有以仁义为根本。所以齐国的技击之士不能抵挡魏国的武卒，魏国的武卒不能抵挡秦国的锐士，秦国的锐士不能抵挡齐桓、晋文的有节制的军队，齐桓、晋文的有节制的军队不能抵挡商汤、周武的仁义之师。”
故曰：「善师者不陈，善陈者不战，善战者不败，善败者不亡。」若夫舜修百僚，咎繇作士，命以「蛮夷猾夏，寇贼奸轨」，而刑无所用，所谓善师不陈者也。汤、武征伐，陈师誓众，而放禽桀、纣，所谓善陈不战者也。齐桓南服彊楚，使贡周室，北伐山戎，为燕开路，存亡继绝，功为伯首，所谓善战不败者也。楚昭王遭阖庐之祸，国灭出亡，父老送之。王曰：「父老反矣！何患无君？」父老曰：「有君如是其贤也！」相与从之。或奔走赴秦，号哭请救，秦人怜之谓之出兵。二国并力，遂走吴师，昭王返国，所谓善败不亡者也。若秦因四世之胜，据河山之阻，任用白起、王翦豺狼之徒，奋其爪牙，禽猎六国，以并天下。穷武极诈，士民不附，卒隶之徒，还为敌雠，猋起云合，果共轧之。斯为下矣。凡兵，所以存亡继绝，救乱除害也。故伊、吕之将，子孙有国，与商周并。至于末世，苟任诈力，以快贪残，争城杀人盈城，争地杀人满野。孙、吴、商、白之徒，皆身诛戮于前，而功灭亡于后。报应之势，各以类至，其道然矣。
所以说：“善于用兵的人不摆开阵势，善于摆阵的人不直接交战，善于作战的人不会失败，善于处理失败的人不会灭亡。”比如舜帝整顿百官，皋陶担任司法官，命令他处理“蛮夷扰乱华夏，以及寇贼奸宄”之事，而刑罚却用不上，这就是所谓善于用兵而不摆阵势。商汤、周武王征伐，摆开军队、誓师动员，然后放逐并擒获了夏桀、商纣，这就是所谓善于摆阵而不直接交战。齐桓公向南征服强大的楚国，迫使它向周王室进贡；向北讨伐山戎，为燕国开辟道路；使灭亡的国家得以保存，使断绝的世系得以延续，功业是霸主之首，这就是所谓善于作战而不会失败。楚昭王遭遇吴王阖庐的祸乱，国家灭亡而出逃，父老乡亲送他。楚昭王说：“父老们回去吧！何必担心没有君主呢？”父老说：“有像您这样贤明的君主啊！”于是互相跟随着他。有人跑到秦国，痛哭流涕地请求救援，秦人怜悯他，为他出兵。两国合力，于是赶走了吴国军队，楚昭王返回了国家，这就是所谓善于处理失败而不会灭亡。至于秦国，凭借四代君主的胜利，依靠山河的险阻，任用白起、王翦这些豺狼一样的人，发挥他们的爪牙作用，擒获猎取六国，从而兼并了天下。穷兵黩武、用尽诈术，士人和民众不归附，最终那些服役的徒隶之类的人，反过来成为仇敌，像暴风一样兴起、像云一样聚合，果然一起压制了它。这是最下等的了。凡是军队，是用来保存灭亡的国家、延续断绝的世系、拯救祸乱、铲除祸害的。所以伊尹、吕望这样的将领，他们的子孙拥有封国，与商朝、周朝并存。到了末世，如果只依靠诈术和武力，来满足贪婪残暴的欲望，争夺城池杀人满城，争夺土地杀人遍野。孙武、吴起、商鞅、白起这些人，都在生前被诛杀，而功业在死后也灭亡了。报应的趋势，各按同类到来，道理就是这样。
汉兴，高祖躬神武之材，行宽仁之厚，总揽英雄，以诛秦、项。任萧、曹之文，用良、平之谋，骋陆、郦之辩，明叔孙通之仪，文武相配，大略举焉。天下既定，踵秦而置材官于郡国，京师有南北军之屯。至武帝平百粤，内增七校，外有楼船，皆岁时讲肄，修武备云。至元帝时，以贡禹议，始罢角抵，而未正治兵振旅之事也。
古人有言：「天生五材，民并用之，废一不可，谁能去兵？」鞭扑不可弛于家，刑罚不可废于国，征伐不可偃于天下；用之有本末，行之有逆顺耳。孔子曰：「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」文德者，帝王之利器；威武者，文德之辅助也。夫文之所加者深，则武之所服者大；德之所施者博，则威之所制者广。三代之盛，至于刑错兵寝者，其本末有序，帝王之极功也。
汉朝兴起，高祖亲自具备神武的才能，推行宽厚仁爱的政策，总揽英雄，来诛灭秦朝和项羽。任用萧何、曹参的文治，采用张良、陈平的谋略，发挥陆贾、郦食其的辩才，明确叔孙通的礼仪，文武相互配合，大政方针得以确立。天下平定之后，沿袭秦朝制度，在郡国设置材官，京城有南军和北军的驻防。到汉武帝平定百越，在内增设七校尉，在外有楼船水军，都每年按时讲习训练，修整武备。到汉元帝时，根据贡禹的建议，才废除了角抵，但没有整顿治兵振旅等军事事务。
古人说过：“天生五种材料，民众都使用它们，废弃一种都不行，谁能去掉军队呢？”鞭子木棍不能在家里放松，刑罚不能在国家废除，征伐不能在天下停息；只是使用它们有本末之分，施行起来有逆顺之别罢了。孔子说：“工匠要想做好他的工作，必须先磨利他的工具。”文德，是帝王的利器；威武，是文德的辅助。文德施加得深厚，那么武力所降服的就广大；德行施行得广博，那么威力所控制的范围就宽广。夏、商、周三代的盛世，以至于刑罚搁置、兵器停用，是因为它们本末有序，这是帝王最高的功业。
昔周之法，建三典以刑邦国，诘四方：一曰，刑新邦用轻典；二曰，刑平邦用中典；三曰，刑乱邦用重典。五刑，墨罪五百，劓罪五百，宫罪五百，刖罪五百，杀罪五百，所谓刑平邦用中典者也。凡杀人者踣诸市，墨者使守门，劓者使守关，宫者使守内，刖者使守囿，完者使守积。其奴，男子入于罪隶，女子入舂槁。凡有爵者，与七十者，与未龀者，皆不为奴。
从前周朝的法律，建立三种法典来治理邦国、查究四方：第一种，治理新建立的邦国用轻典；第二种，治理安定的邦国用中典；第三种，治理混乱的邦国用重典。五刑中，墨刑的罪名有五百条，劓刑的罪名有五百条，宫刑的罪名有五百条，刖刑的罪名有五百条，死刑的罪名有五百条，这就是所谓治理安定的邦国用中典。凡是杀人的人，在街市上处死并陈尸；受墨刑的人，让他看守城门；受劓刑的人，让他看守关隘；受宫刑的人，让他看守内宫；受刖刑的人，让他看守苑囿；受完刑的人，让他看守仓库。那些沦为奴隶的，男子成为罪隶，女子成为舂米的奴隶。凡是有爵位的人，以及七十岁以上的人，还有未换牙的儿童，都不做奴隶。
周朝的政治已经衰败，周穆王昏聩荒淫，命令甫侯根据时势制定刑法，用来惩治四方。墨刑的条款有一千条，劓刑的条款有一千条，髌刑的条款有五百条，宫刑的条款有三百条，死刑的条款有二百条。五种刑罚的条款共计三千条，比治理和平国家的常法多出五百章，这就是所谓的“治理乱世要用重典”。
春秋之时，王道寖坏，教化不行，子产相郑而铸刑书。晋叔向非之曰：「昔先王议事以制，不为刑辟。惧民之有争心也，犹不可禁御，是故闲之以谊，纠之以政，行之以礼，守之以信，奉之以仁；制为禄位以劝其从，严断刑罚以威其淫。惧其未也，故诲之以忠，霭之以行，教之以务，使之以和，临之以敬，莅之以彊，断之以刚。犹求圣哲之上，明察之官，忠信之长，慈惠之师。民于是乎可任使也，而不生祸乱。民知有辟，则不忌于上，并有争心，以征于书，而徼幸以成之，弗可为矣。夏有乱政而作禹刑，商有乱政而作汤刑，周有乱政而作九刑。三辟之兴，皆叔世也。今吾子相郑国，制参辟，铸刑书，将以靖民，不亦难乎！《诗》曰：『仪式刑文王之德，日靖四方。』又曰：『仪刑文王，万邦作孚。』如是，何辟之有？民知争端矣，将弃礼而征于书。锥刀之末，将尽争之，乱狱滋丰，货赂并行。终子之世，郑其败虖！」子产报曰：「若吾子之言，侨不材，不能及子孙，吾以救世也。」媮薄之政，自是滋矣。孔子伤之，曰：「导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耻且格；导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民免而无耻。」「礼乐不兴，则刑罚不中；刑罚不中，则民无所错手足。」孟氏使阳肤为士师，问于曾子，亦曰：「上失其道，民散久矣。如得其情，则哀矜而勿喜。」
春秋时期，王道逐渐败坏，教化无法推行。子产在郑国担任宰相，把刑法铸在鼎上。晋国的叔向批评他说：“从前先王根据事理来裁断，不预先制定刑法条文。这是担心百姓会有争讼之心，即使这样尚且不能完全禁止，所以用道义来防范他们，用政令来约束他们，用礼制来推行，用信用来维护，用仁爱来奉养；制定俸禄爵位来鼓励他们顺从，严厉地判决刑罚来震慑他们的放纵。还担心这些不够，所以用忠诚来教诲他们，用行为来勉励他们，用事务来教导他们，用和顺来役使他们，用恭敬来面对他们，用威严来治理他们，用刚强来决断他们。还要寻求圣哲的上级、明察的官员、忠信的首长、慈惠的老师。这样百姓才能被任用驱使，而不会发生祸乱。百姓如果知道有刑法条文，就不会敬畏在上位的人，并且都会产生争讼之心，引用条文来争辩，靠侥幸来成功，那就无法治理了。夏朝有乱政就制定了《禹刑》，商朝有乱政就制定了《汤刑》，周朝有乱政就制定了《九刑》。这三种刑法的兴起，都是在衰败的末世。现在您治理郑国，制定三种刑法，铸成刑书，想用这个来安定百姓，不是很难吗！《诗经》说：‘效法文王的德行，每天安定四方。’又说：‘效法文王，万邦就会信服。’像这样，哪里需要刑法呢？百姓知道了争讼的依据，就会抛弃礼制而引用刑书。连锥刀末梢那么小的利益，都会争个不休，混乱的案件会越来越多，贿赂也会盛行。在您这一代，郑国恐怕要衰败了！”子产回答说：“像您所说的那样，我子产没有才能，不能顾及子孙后代，我只是用来挽救当世的。”苟且浅薄的政治，从此就滋长起来了。孔子对此感到痛心，说：“用道德来引导，用礼制来整顿，百姓就会有羞耻心并且归服；用政令来引导，用刑罚来整顿，百姓只会暂时免于犯罪却没有羞耻心。”又说：“礼乐不兴盛，刑罚就不会得当；刑罚不得当，百姓就会手足无措。”孟氏让阳肤担任士师，阳肤向曾子请教，曾子也说：“在上位的人失去了道义，百姓离心离德已经很久了。如果查明了他们的犯罪实情，就应该哀怜同情他们，而不要沾沾自喜。”
陵夷至于战国，韩任申子，秦用商鞅，连相坐之法，造参夷之诛；增加肉刑、大辟，有凿颠、抽胁、镬亨之刑。
政治逐渐衰败到了战国时期，韩国任用申不害，秦国采用商鞅，实行连坐的法律，创制了诛灭三族的刑罚；增加了肉刑和死刑，有凿开头顶、抽去肋骨、锅煮等酷刑。
至于秦始皇，兼吞战国，遂毁先王之法，灭礼谊之官，专任刑罚，躬操文墨，昼断狱，夜理书，自程决事，日县石之一。而奸邪并生，赭衣塞路，囹圄成市，天下愁怨，溃而叛之。
到了秦始皇，吞并了战国各国，于是毁弃了先王的法度，废除了掌管礼义的官员，专门任用刑罚，亲自处理文书，白天判决案件，夜晚整理案卷，自己规定处理事务的定额，每天要批阅一石重的文书。然而奸邪之事仍然不断发生，穿着赭色囚衣的犯人堵塞了道路，监狱像市场一样拥挤，天下百姓忧愁怨恨，最终崩溃而反叛了他。
汉朝兴起，高祖刚进入关中，就约法三章说：“杀人的处死，伤人和盗窃的抵罪。”废除了繁苛的法令，百姓非常高兴。此后四方少数民族尚未归附，战争没有停息，三章的法令不足以惩治奸邪，于是相国萧何收集秦朝的法律，选取其中适合当时情况的，制定了《九章律》。
当孝惠、高后时，百姓新免毒酿，人欲长幼养老。萧、曹为相，填以无为，从民之欲，而不扰乱，是以衣食滋殖，刑罚用稀。
在孝惠帝、高后时期，百姓刚刚摆脱了战乱的荼毒，人人都想养育儿女、赡养老人。萧何、曹参担任丞相，用无为而治来安定社会，顺从百姓的愿望，不去扰乱他们，因此衣食逐渐充足，刑罚也很少使用。
及孝文即位，躬修玄默，劝趣农桑，减省租赋。而将相皆旧功臣，少文多质，惩恶亡秦之政，论议务在宽厚，耻言人之过失。化行天下，告讦之俗易。吏安其官，民乐其业，畜积岁增，户口寖息。风流笃厚，禁罔疏阔。选张释之为廷尉，罪疑者予民，是以刑罚大省，至于断狱四百，有刑错之风。
等到孝文帝即位，他亲自奉行清静无为，鼓励百姓从事农耕蚕桑，减免租税赋役。而将相都是过去的功臣，质朴少文，憎恶秦朝灭亡的暴政，议论政事力求宽厚，以谈论别人的过失为耻。教化推行于天下，告发他人隐私的风气改变了。官吏安于职守，百姓乐于本业，积蓄逐年增加，人口逐渐增长。风俗淳厚，法网宽松。选拔张释之担任廷尉，对罪行有疑问的就从轻发落，因此刑罚大大减少，以至于一年只判决四百起案件，有刑罚搁置不用的风气。
即位十三年，齐太仓令淳于公有罪当刑，诏狱逮系长安。淳于公无男，有五女，当行会逮，骂其女曰：「生子不生男，缓急非有益也！」其少女缇萦，自伤悲泣，乃随其父至长安，上书曰：「妾父为吏，齐中皆称其廉平，今坐法当刑。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，刑者不可复属，虽后欲改过自新，其道亡繇也。妾愿没入为官婢，以赎父刑罪，使得自新。」书奏天子，天子怜悲其意，遂下令曰：「制诏御史：盖闻有虞氏之时，画衣冠异章服以为戮，而民弗犯，何治之至也！今法有肉刑三，而奸不止，其咎安在？非乃朕德之薄，而教不明与！吾甚自愧。故夫训道不纯而愚民陷焉。《诗》曰：『恺弟君子，民之父母。』今人有过，教未施而刑已加焉，或欲改行为善，而道亡繇至，朕甚怜之。夫刑至断支体，刻肌肤，终身不息，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！岂称为民父母之意哉？其除肉刑，有以易之；及令罪人各以轻重，不亡逃，有年而免。具为令。」
文帝即位第十三年，齐国的太仓令淳于公犯了罪应当受刑，被下诏逮捕押送到长安。淳于公没有儿子，只有五个女儿，在被逮捕的时候，他骂女儿们说：“生孩子不生男孩，遇到紧急情况一点用也没有！”他的小女儿缇萦非常伤心地哭泣，就跟着父亲到了长安，上书说：“我的父亲做官吏，齐地的人都称赞他廉洁公正，现在因为犯法应当受刑。我痛心的是，死去的人不能复活，受刑的人肢体不能再接上，即使以后想要改过自新，也没有办法了。我愿意被没入官府做奴婢，来赎父亲的刑罪，让他能够自新。”奏书呈给天子，天子怜悯她的心意，于是下令说：“诏令御史：听说有虞氏的时候，只是在衣冠上画图、用特殊的服饰来表示刑罚，而百姓却不犯法，这是多么好的治理啊！现在法律中有三种肉刑，而奸邪仍然不止，这过错在哪里？难道不是因为我德行浅薄，教化不明吗！我深感惭愧。所以训导不纯正，愚昧的百姓就会陷于法网。《诗经》说：‘和乐平易的君子，是百姓的父母。’现在人们有了过错，还没有施以教化就已经施加了刑罚，有的人想要改过向善，却没有途径，我非常怜悯他们。刑罚以至于砍断肢体，刻伤肌肤，终身不能恢复，这是多么痛苦而不道德啊！这哪里符合为民父母的本意呢？废除肉刑，用别的刑罚来代替；并且让罪人各自根据罪行的轻重，只要不逃亡，服刑到一定年限就可以免罪。把这些制定为法令。”
丞相张苍、御史大夫冯敬奏言：「肉刑所以禁奸，所由来者久矣。陛下下明诏，怜万民之一有过被刑者终身不息，及罪人欲改行为善而道亡繇至，于盛德，臣等所不及也。臣谨议请定律曰：诸当完者，完为城旦舂；当黥者，髡钳为城旦舂；当劓者，笞三百；当斩左止者，笞五百；当斩右止，及杀人先自告，及吏坐受赇枉法，守县官财物而即盗之，已论命复有笞罪者，皆弃市。罪人狱已决，完为城旦舂，满三岁为鬼薪白粲。鬼薪白粲一岁，为隶臣妾。隶臣妾一岁，免为庶人。隶臣妾满二岁，为司寇。司寇一岁，及作如司寇二岁，皆免为庶人。其亡逃及有罪耐以上，不用此令。前令之刑城旦舂岁而非禁锢者，如完为城旦舂岁数以免。臣昧死请。」制曰：「可。」是后，外有轻刑之名，内实杀人。斩右止者又当死。斩左止者笞五百，当劓者笞三百，率多死。
丞相张苍、御史大夫冯敬上奏说：“肉刑是用来禁止奸邪的，由来已久了。陛下下达英明的诏令，怜悯百姓一旦有过失受刑后就终身不能恢复，以及罪人想要改过向善却没有途径，这是大德，我们臣子所不能及的。我们恭敬地建议请求制定法律如下：凡是应当判处完刑的，就完刑后罚做城旦舂；应当判处黥刑的，剃去头发、戴上铁钳后罚做城旦舂；应当判处劓刑的，打三百板子；应当斩去左脚的，打五百板子；应当斩去右脚，以及杀人后自首，以及官吏因受贿枉法、监守自盗被定罪后又犯有应受笞刑之罪的，都处以弃市死刑。罪人的案件已经判决，完刑后罚做城旦舂的，满三年后改为鬼薪白粲；鬼薪白粲满一年，改为隶臣妾；隶臣妾满一年，免为平民。隶臣妾满二年，改为司寇；司寇满一年，以及做如同司寇的劳役满二年，都免为平民。那些逃亡以及犯有耐刑以上罪行的，不适用此令。此前法令中判处城旦舂刑期而非禁锢的，按照完刑后罚做城旦舂的年限来免罪。我们冒死请求。”诏书说：“可以。”从此以后，表面上有了减轻刑罚的名声，实际上却是在杀人。斩去右脚的又应当处死。斩去左脚的打五百板子，应当判处劓刑的打三百板子，大多都打死了。
景帝元年，下诏曰：「加笞与重罪无异，幸而不死，不可为人。其定律：笞五百曰三百，笞三百曰二百。」犹尚不全。至中六年，又下诏曰：「加笞者，或至死而笞未毕，朕甚怜之。其减笞三百曰二百，笞二百曰一百。」又曰：「笞者，所以教之也，其定箠令。」丞相刘舍、御史大夫卫绾请：「笞者，箠长五尺，其本大一寸，其竹也，末薄半寸，皆平其节。当笞者笞臀。毋得更人，毕一罪乃更人。」自是笞者得全，然酷吏犹以为威。死刑既重，而生刑又轻，民易犯之。
景帝元年，下诏说：“增加笞刑与重罪没有区别，侥幸不死，也不能做人了。重新制定法律：笞五百减为三百，笞三百减为二百。”但仍然不能保全性命。到中元六年，又下诏说：“施加笞刑的，有的人被打死而笞刑还没打完，我非常怜悯他们。将笞三百减为二百，笞二百减为一百。”又说：“笞刑，是用来教育人的，要制定关于笞杖的法令。”丞相刘舍、御史大夫卫绾请求：“执行笞刑时，笞杖长五尺，杖头粗一寸，用竹子制成，末梢薄半寸，都要削平竹节。应当受笞刑的人打臀部。不得更换行刑的人，打完一个罪人的刑罚才能换人。”从此以后受笞刑的人得以保全性命，但酷吏仍然用它来逞威。死刑已经很重，而生刑又很轻，百姓容易触犯。
及至孝武即位，外事四夷之功，内盛耳目之好，征发烦数，百姓贫耗，穷民犯法，酷吏击断，奸轨不胜。于是招进张汤、赵禹之属，条定法令，作见知故纵、监临部主之法，缓深故之罪，急纵出之诛。其后奸猾巧法，转相比况，禁罔寖密。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，大辟四百九条，千八百八十二事，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。文书盈于几阁，典者不能遍睹。是以郡国承用者駮，或罪同而论异。奸吏因缘为市，所欲活则傅生议，所欲陷则予死比，议者咸冤伤之。
到了孝武帝即位，对外从事征服四夷的功业，对内大肆追求声色享乐，征发徭役频繁，百姓贫困耗尽，走投无路的人犯法，酷吏专断残杀，奸邪之事层出不穷。于是招进张汤、赵禹这类人，逐条制定法令，创制了“见知故纵”、“监临部主”等法律，放宽对故意重判、罗织罪名之罪的处罚，加重对释放罪犯之罪的诛罚。此后奸猾之人巧于利用法律，辗转比附，法网越来越严密。律令共有三百五十九章，死刑有四百零九条，一千八百八十二项，死罪判决的案例比附有一万三千四百七十二项。文书堆满了桌案和阁架，掌管法令的人都不能全部看完。因此郡国在执行时标准不一，有的罪行相同而判决结果不同。奸吏趁机从中牟利，想要让人活就附会生还的判例，想要陷害人就给予死刑的比附，议论的人都感到冤屈痛心。
宣帝自在闾阎而知其若此，及即尊位，廷史路温舒上疏，言秦有十失，其一尚存，治狱之吏是也。语在温舒传。上深愍焉，乃下诏曰：「间者吏用法，巧文寖深，是朕之不德也。夫决狱不当，使有罪兴邪，不辜蒙戮，父子悲恨，朕甚伤之。今遣廷史与郡鞠狱，任轻禄薄，其为置廷平，秩六百石，员四人。其务平之，以称朕意。」于是选于定国为廷尉，求明察宽恕黄霸等以为廷平，季秋后请谳。时上常幸宣室，斋居而决事，狱刑号为平矣。时涿郡太守郑昌上疏言：「圣王置谏争之臣者，非以崇德，防逸豫之生也；立法明刑者，非以为治，救衰乱之起也。今明主躬垂明听，虽不置廷平，狱将自正；若开后嗣，不若删定律令。律令一定，愚民知所避，奸吏无所弄矣。今不正其本，而置廷平以理其末也，政衰听怠，则廷平将招权而为乱首矣。」宣帝未及修正。
宣帝在民间时就知道了这种情况，等到他即位后，廷史路温舒上疏，说秦朝有十大过失，其中一条至今仍然存在，就是审理案件的官吏。这些话记载在《路温舒传》中。皇上深感哀怜，于是下诏说：“近来官吏使用法律，玩弄文辞越来越苛刻，这是我没有德行的表现。判决案件不当，使有罪的人产生奸邪之心，无辜的人遭受杀戮，父子悲痛怨恨，我非常痛心。现在派遣廷史与郡中一起审理案件，他们责任轻而俸禄薄，为此设置廷平一职，俸禄六百石，设四名官员。务必公平处理，以符合我的心意。”于是选拔于定国担任廷尉，寻求明察宽恕的黄霸等人担任廷平，在秋季末后上报判决。当时皇上常常亲临宣室，斋戒后裁决案件，狱刑号称公平了。当时涿郡太守郑昌上疏说：“圣明的君王设置谏诤之臣，不是为了推崇德行，而是为了防止安逸享乐的产生；制定法律明确刑罚，不是为了治理，而是为了挽救衰败祸乱的兴起。现在英明的君主亲自垂听明察，即使不设置廷平，案件也会自然公正；如果为了后代考虑，不如删减修订法律条令。法律条令一旦确定，愚昧的百姓就知道如何避免，奸吏也就无法玩弄手段了。现在不从根本上修正，却设置廷平来处理末节，一旦政治衰败、听讼懈怠，那么廷平就会揽权而成为祸乱的源头。”宣帝来不及修正。
至元帝初立，乃下诏曰：「夫法令者，所以抑暴扶弱，欲其难犯而易避也。今律令烦多而不约，自典文者不能分明，而欲罗元元之不逮，斯岂刑中之意哉！其议律令可蠲除轻减者，条奏，唯在便安万姓而已。」
到元帝刚即位，就下诏说：“法令，是用来抑制强暴、扶助弱小的，希望人们难以触犯而容易避免。现在法律条令繁多而不简约，连掌管文书的人都不能明白，却想用来罗织百姓的无心之过，这难道是刑罚得当的本意吗！讨论一下律令中可以废除或减轻的，逐条上奏，只求方便安定百姓罢了。”
至成帝河平中，复下诏曰：「甫刑云『五刑之属三千，大辟之罚其属二百』，今大辟之刑千有余条，律令烦多，百有余万言，奇请它比，日以益滋，自明习者不知所由，欲以晓喻众庶，不亦难乎！于以罗元元之民，夭绝亡辜，岂不哀哉！其与中二千石、二千石、博士及明习律令者议减死刑及可蠲除约省者，令较然易知，条奏。书不云乎？『惟刑之恤哉！』其审核之，务准古法，朕将尽心览焉。」有司无仲山父将明之材，不能因时广宣主恩，建立明制，为一代之法，而徒钩摭微细，毛举数事，以塞诏而已。是以大议不立，遂以至今。议者或曰，法难数变，此庸人不达，疑塞治道，圣智之所常患者也。故略举汉兴以来，法令稍定而合古便今者。
到成帝河平年间，又下诏说：“《甫刑》说‘五刑的条款有三千条，死刑的处罚有二百条’，现在死刑的条款有一千多条，法律条令繁多，有一百多万字，特殊的请求和其他的比附，日益增多，连精通熟悉的人都不知所从，想要用来晓谕百姓，不是很难吗！用这些来罗织百姓，使无辜的人夭折丧命，难道不悲哀吗！与中二千石、二千石、博士以及精通熟悉律令的人讨论减少死刑以及可以废除、精简的条款，使其明白易懂，逐条上奏。经书上不是说吗？‘要谨慎用刑啊！’要认真审核，务必以古法为标准，我将尽心阅览。”主管官员没有仲山甫那样善于阐明事理的才能，不能顺应时势广泛宣扬君主的恩德，建立明确的制度，成为一代的法典，而只是搜罗细微末节，毛举几件事来应付诏令罢了。因此大的议论没有确立，一直延续到今天。议论的人有的说，法律难以多次变更，这是庸人不通达事理，疑惑阻塞了治国之道，是圣明智慧的人常常忧虑的。所以大略列举汉朝兴起以来，法令逐渐确定并且符合古制、便利当今的情况。
汉兴之初，虽有约法三章，网漏吞舟之鱼，然其大辟，尚有夷三族之令。令曰：「当三族者，皆先黥，劓，斩左右止，笞杀之，枭其首，菹其骨肉于市。其诽谤詈诅者，又先断舌。」故谓之具五刑。彭越、韩信之属皆受此诛。至高后元年，乃除三族罪、祅言令。孝文二年，又诏丞相、太尉、御史：「法者，治之正，所以禁暴而卫善人也。今犯法者已论，而使无罪之父母妻子同产坐之及收，朕甚弗取。其议。」左右丞相周勃、陈平奏言：「父母妻子同产相坐及收，所以累其心，使重犯法也。收之之道，所由来久矣。臣之愚计，以为如其故便。」文帝复曰：「朕闻之，法正则民悫，罪当则民从。且夫牧民而道之以善者，吏也；既不能道，又以不正之法罪之，是法反害于民，为暴者也。朕未见其便，宜孰计之。」平、勃乃曰：「陛下幸加大惠于天下，使有罪不收，无罪不相坐，甚盛德，臣等所不及也。臣等谨奉诏，尽除收律、相坐法。」其后，新垣平谋为逆，复行三族之诛。由是言之，风俗移易，人性相近而习相远，信矣。夫以孝文之仁，平、勃之知，犹有过刑谬论如此甚也，而况庸材溺于末流者乎？
汉朝刚建立时，虽然有约法三章，法网宽松到能漏掉吞舟的大鱼，但死刑中仍有夷三族的法令。法令说：“应当判处三族之罪的，先施以黥刑、劓刑、砍去左右脚趾、用竹板打死，然后砍下头颅，在集市上剁碎骨肉。如果有诽谤、咒骂的，还要先割掉舌头。”所以称为“具五刑”。彭越、韩信这类人都受此刑而死。到高后元年，才废除三族罪和妖言令。孝文帝二年，又下诏给丞相、太尉、御史：“法律是治理国家的准则，用来禁止暴行、保护善良的人。现在犯法的人已经定罪，却让无罪的父母、妻子、儿女、兄弟连坐并没收为官奴，我非常不赞同。你们商议一下。”左右丞相周勃、陈平上奏说：“父母、妻子、儿女、兄弟连坐并没收，是为了牵制他们的心，使他们重视犯法。没收的做法，由来已久。依臣愚见，认为维持原样比较合适。”文帝又说：“我听说，法律公正百姓就诚实，刑罚得当百姓就服从。况且治理百姓并引导他们向善的是官吏；既然不能引导，又用不公正的法律惩罚他们，这反而是法律危害百姓，成为暴政。我看不出有什么好处，你们应该仔细考虑。”陈平、周勃于是说：“陛下有幸对天下施加恩惠，使有罪的人不被连坐，无罪的人不受牵连，这是极大的仁德，臣等远远不及。臣等谨遵诏令，全部废除收律和连坐法。”此后，新垣平谋反，又恢复了三族之诛。由此说来，风俗会改变，人性相近而习性相远，确实如此。凭孝文帝的仁德，周勃、陈平的智慧，尚且有这样严重的错刑谬论，何况那些沉溺于末流的平庸之辈呢？
周官有五听、八议、三刺、三宥、三赦之法。五听：一曰辞听，二曰色听，三曰气听，四曰耳听，五曰目听。八议：一曰议亲，二曰议故，三曰议贤，四曰议能，五曰议功，六曰议贵，七曰议勤，八曰议宾。三刺：一曰讯群臣，二曰讯群吏，三曰讯万民。三宥：一曰弗识，二曰过失，三曰遗忘。三赦：一曰幼弱，二曰老眊，三曰憃愚。凡囚，「上罪梏拲而桎，中罪梏桎，下罪梏；王之同族拲，有爵者桎，以待弊。」高皇帝七年，制诏御史：「狱之疑者，吏或不敢决，有罪者久而不论，无罪者久系不决。自今以来，县道官狱疑者，各谳所属二千石官，二千石官以其罪名当报之。所不能决者，皆移廷尉，廷尉亦当报之。廷尉所不能决，谨具为奏，傅所当比律令以闻。」上恩如此，吏犹不能奉宣。故孝景中五年复下诏曰：「诸狱疑，虽文致于法而于人心不厌者，辄谳之。」其后狱吏复避微文，遂其愚心。至后元年，又下诏曰：「狱，重事也。人有愚智，官有上下。狱疑者谳，有令谳者已报谳而后不当，谳者不为失。」自此之后，狱刑益详，近于五听三宥之意。三年复下诏曰：「高年老长，人所尊敬也；鳏寡不属逮者，人所哀怜也。其著令：年八十以上，八岁以下，及孕者未乳，师、朱儒当鞠系者，颂系之。」至孝宣元康四年，又下诏曰：「
《周官》中有五听、八议、三刺、三宥、三赦的方法。五听：一是根据言辞判断，二是根据脸色判断，三是根据呼吸判断，四是根据听觉判断，五是根据眼神判断。八议：一是议亲，二是议故，三是议贤，四是议能，五是议功，六是议贵，七是议勤，八是议宾。三刺：一是询问群臣，二是询问群吏，三是询问万民。三宥：一是不知情，二是过失，三是遗忘。三赦：一是年幼体弱，二是年老昏聩，三是痴呆愚笨。凡是囚犯，“重罪戴手铐脚镣，中罪戴手铐和脚镣，轻罪只戴手铐；王的同族只戴手铐，有爵位的人只戴脚镣，等待判决。”高皇帝七年，下诏给御史：“有疑点的案件，官吏有时不敢判决，有罪的人长期得不到定罪，无罪的人长期被关押不决。从今以后，县道官员遇到疑案，各自上报所属的二千石官，二千石官根据罪名判决上报。不能判决的，都移交廷尉，廷尉也判决上报。廷尉不能判决的，谨慎地写成奏章，附上应当比照的律令上报。”皇恩如此，官吏仍然不能奉行宣扬。所以孝景帝中元五年又下诏说：“各种疑案，即使依法文定罪但人心不服的，都要上报。”此后狱吏又回避细微的法律条文，按自己的愚见行事。到后元元年，又下诏说：“案件是大事。人有愚智，官有上下。疑案上报，如果上报者已经判决上报而后发现不当，上报者不算过失。”从此以后，狱刑更加详密，接近五听三宥的本意。三年又下诏说：“高龄老人，是人所尊敬的；鳏寡孤独无人照顾的，是人所怜悯的。特此规定：年龄八十岁以上、八岁以下，以及孕妇未分娩的，乐师、侏儒应当审讯关押的，都给予宽待关押。”到孝宣帝元康四年，又下诏说：
朕念夫耆老之人，发齿堕落，血气既衰，亦无暴逆之心，今或罗于文法，执于囹圄，不得终其年命，朕甚怜之。自今以来，诸年八十非诬告杀伤人，它皆勿坐。」至成帝鸿嘉元年，定令：「年未满七岁，贼斗杀人及犯殊死者，上请廷尉以闻，得减死。」合于三赦幼弱老眊之人。此皆法令稍定，近古而便民者也。
我想到那些老年人，头发牙齿脱落，血气已经衰弱，也没有暴虐叛逆的心思，如今却有人触犯法律条文，被关进监狱，不能终其天年，我非常怜悯他们。从今以后，凡是年龄八十岁，除非是诬告、杀伤人，其他罪行都不追究。”到成帝鸿嘉元年，规定法令：“年龄不满七岁，故意斗殴杀人以及犯下死罪的，上报廷尉奏闻，可以减免死刑。”这符合三赦中幼弱、老眊的人。这些都是法令逐渐稳定，接近古制而方便百姓的。
孔子曰：「如有王者，必世而后仁；善人为国百年，可以胜残去杀矣。」言圣王承衰拨乱而起，被民以德教，变而化之，必世然后仁道成焉；至于善人，不入于室，然犹百年胜残去杀矣。此为国者之程式也。今汉道至盛，历世二百余载，考自昭、宣、元、成、哀、平六世之间，断狱殊死，率岁千余口而一人，耐罪上至右止，三倍有余。古人有言：「满堂而饮酒，有一人乡隅而悲泣，则一堂皆为之不乐。」王者之于天下，譬犹一堂之上也，故一人不得其平，为之凄怆于心。今郡国被刑而死者岁以万数，天下狱二千余所，其冤死者多少相覆，狱不减一人，此和气所以未洽者也。
孔子说：“如果有圣王兴起，必须经过三十年才能实现仁政；善人治理国家一百年，可以克服残暴、消除杀戮。”这是说圣王承接衰世、拨乱反正而起，用道德教化施于百姓，改变并感化他们，必须经过三十年仁道才能成就；至于善人，虽然未能达到最高境界，但经过一百年也能克服残暴、消除杀戮。这是治国者的标准。如今汉朝国运极盛，历经二百多年，考察从昭帝、宣帝、元帝、成帝、哀帝、平帝六世之间，判决死刑的，大约每年每千人中有一人，判处耐刑以上到砍去右脚趾的，是死刑的三倍多。古人说：“满堂的人在饮酒，有一个人面向墙角悲伤哭泣，那么满堂的人都会因此不快乐。”君王对于天下，就像在一堂之上，所以一个人得不到公平，君王就会心中凄怆。如今郡国中被处刑而死的人每年数以万计，天下监狱有两千多所，其中冤死的人多少相互抵消，监狱中不减一人，这就是和气未能融洽的原因。
原狱刑所以蕃若此者，礼教不立，刑法不明，民多贫穷，豪桀务私，奸不辄得，狱豻不平之所致也。《书》云「伯夷降典，悊民惟刑」，言制礼以止刑，犹隄之防溢水也。今隄防凌迟，礼制未立；死刑过制，生刑易犯；饥寒并至，穷斯滥溢；豪桀擅私，为之囊橐，奸有所隐，则狃而寖广：此刑之所以蕃也。孔子曰：「古之知法者能省刑，本也；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，末矣。」又曰：「今之听狱者，求所以杀之；古之听狱者，求所以生之。」与其杀不辜，宁失有罪。今之狱吏，上下相驱，以刻为明，深者获功名，平者多后患。谚曰：「鬻棺者欲岁之疫。」非憎人欲杀之，利在于人死也。今治狱吏欲陷害人，亦犹此矣。凡此五疾，狱刑所以尤多者也。
推究狱刑之所以如此繁多的原因，是礼教没有建立，刑法不明确，百姓大多贫穷，豪强只顾私利，奸邪不能及时抓获，狱政不公平所导致的。《尚书》说“伯夷颁布法典，用刑法来教导百姓”，是说制定礼制来制止刑罚，就像堤防防止洪水泛滥。如今堤防崩坏，礼制没有建立；死刑超过限度，生刑容易触犯；饥寒交迫，穷困就会泛滥；豪强专权营私，成为藏污纳垢之所，奸邪有了藏身之处，就会习以为常而逐渐蔓延：这就是刑罚繁多的原因。孔子说：“古代懂得法律的人能减少刑罚，这是根本；现在懂得法律的人不放过有罪的人，这是末节。”又说：“现在审理案件的人，寻求的是如何处死犯人；古代审理案件的人，寻求的是如何让犯人活下来。”与其杀害无辜，宁可放过有罪。如今的狱吏，上下互相驱使，以苛刻为明察，严酷的人获得功名，公平的人多有后患。谚语说：“卖棺材的人希望每年有瘟疫。”不是憎恨人想杀死他们，而是利益在于人死。如今审理案件的官吏想要陷害人，也就像这样了。所有这五种弊病，就是狱刑特别多的原因。
自建武、永平，民亦新免兵革之祸，人有乐生之虑，与高、惠之间同，而政在抑彊扶弱，朝无威福之臣，邑无豪桀之侠。以口率计，断狱少于成、哀之间什八，可谓清矣。然而未能称意比隆于古者，以其疾未尽除，而刑本不正。
自从建武、永平年间，百姓刚刚免除战乱之祸，人人有乐生之心，与高祖、惠帝时期相同，而政治在于抑制豪强、扶助弱小，朝廷没有作威作福的臣子，乡邑没有豪强侠客。按人口比例计算，判决的案子比成帝、哀帝时期少了十分之八，可以说是清明了。然而未能称心如意、比得上古代的兴盛，是因为这些弊病没有完全消除，而刑罚的根本不正。
善乎！孙卿之论刑也，曰：「世俗之为说者，以为治古者无肉刑，有象刑墨黥之属，菲履赭衣而不纯，是不然矣。以为治古，则人莫触罪邪，岂独无肉刑哉，亦不待象刑矣。以为人或触罪矣，而直轻其刑，是杀人者不死，而伤人者不刑也。罪至重而刑至轻，民无所畏，乱莫大焉。凡制刑之本，将以禁暴恶，且惩其
好啊！荀子论述刑罚，说：“世俗的说法，认为治理古代没有肉刑，只有象征性的刑罚如墨刑、黥刑之类，穿草鞋、穿赭衣而不加装饰，这是不对的。认为治理古代，那么人们不犯罪吗？难道只是没有肉刑，也根本不需要象征性刑罚了。认为有人犯罪了，却直接减轻刑罚，这样杀人的人不死，伤人的人不受刑。罪行极重而刑罚极轻，百姓无所畏惧，没有比这更大的祸乱了。凡是制定刑罚的根本，是用来禁止暴恶，并且惩罚其
末也。杀人者不死，伤人者不刑，是惠暴而宽恶也。故象刑非生治古，方起于乱今也。凡爵列官职，赏庆刑罚，皆以类相从者也。一物失称，乱之端也。德不称位，能不称官，赏不当功，刑不当罪，不祥莫大矣焉。夫征暴诛悖，治之威也。杀人者死，伤人者刑，是百王之所同也，未有知其所由来者也。故治则刑重，乱则刑轻，犯治之罪固重，犯乱之罪固轻也。《书》云『刑罚世重世轻』，此之谓也。」所谓「象刑惟明」者，言象天道而作刑，安有菲屦赭衣者哉？
末节。杀人的人不死，伤人的人不受刑，这是施恩惠于暴徒、宽容恶人。所以象征性刑罚不是产生于治理古代，而是兴起于混乱的当今。凡是爵位官职、赏赐刑罚，都是按类别相从的。一件事失去平衡，就是祸乱的开始。德行与地位不相称，才能与官职不相称，赏赐与功劳不相当，刑罚与罪行不相当，没有比这更不祥的了。征伐暴虐、诛杀悖逆，是治理的威严。杀人者死，伤人者刑，这是历代君王共同的准则，没有人知道它的由来。所以治理得好时刑罚重，混乱时刑罚轻，因为治理得好时犯的罪本来就重，混乱时犯的罪本来就轻。《尚书》说‘刑罚有时重有时轻’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”所谓“象刑惟明”，是说效法天道来制定刑罚，哪里有穿草鞋、穿赭衣的事呢？
孙卿之言既然，又因俗说而论之曰：禹承尧舜之后，自以德衰而制肉刑，汤武顺而行之者，以俗薄于唐虞故也。今汉承衰周暴秦极敝之流，俗已薄于三代，而行尧舜之刑，是犹以鞿而御𫘣突，违救时之宜矣。且除肉刑者，本欲以全民也，今去髡钳一等，转而入于大辟。以死罔民，失本惠矣。故死者岁以万数，刑重之所致也。至乎穿窬之盗，忿怒伤人，男女淫佚，吏为奸臧，若此之恶，髡钳之罚又不足以惩也。故刑者岁十万数，民既不畏，又曾不耻，刑轻之所生也。故俗之能吏，公以杀盗为威，专杀者胜任，奉法者不治，乱名伤制，不可胜条。是以罔密而奸不塞，刑蕃而民愈嫚。必世而未仁，百年而不胜残，诚以礼乐阙而刑不正也。岂宜惟思所以清原正本之论，删定律令，篹二百章，以应大辟。其余罪次，于古当生，今触死者，皆可募行肉刑。及伤人与盗，吏受赇枉法，男女淫乱，皆复古刑，为三千章。诋欺文致微细之法，悉蠲除。如此，则刑可畏而禁易避，吏不专杀，法无二门，轻重当罪，民命得全，合刑罚之中，殷天人之和，顺稽古之制，成时雍之化。成康刑错，虽未可致，孝文断狱，庶几可及。《诗》云「宜民宜人，受禄于天」。《书》曰「立功立事，可以永年」。言为政而宜于民者，功成事立，则受天禄而永年命，所谓「一人有庆，万民赖之」者也。
荀子的话既然这样，又根据世俗的说法论述道：禹继承尧舜之后，自己认为德行衰微而制定了肉刑，商汤、周武王顺应而实行，是因为风俗比唐虞时代浅薄。如今汉朝继承衰周暴秦极度衰败的流弊，风俗已经比三代浅薄，却实行尧舜的刑罚，这就像用缰绳去驾驭烈马，违背了救时的需要。况且废除肉刑，本来是想保全百姓，如今去掉髡钳刑一等，转而进入死刑。用死亡来陷害百姓，失去了本来的恩惠。所以死者每年数以万计，这是刑罚过重导致的。至于穿墙偷盗的盗贼，愤怒伤人，男女淫乱，官吏贪污枉法，像这样的恶行，髡钳的惩罚又不足以惩戒。所以受刑的人每年数以十万计，百姓既不畏惧，又不感到羞耻，这是刑罚过轻导致的。所以世俗所谓的能吏，公然以杀盗为威，专擅杀人的人胜任，奉公守法的人不被重用，扰乱名分、破坏制度，不可胜数。因此法网严密而奸邪不止，刑罚繁多而百姓更加轻慢。必定经过三十年而未能实现仁政，一百年而不能克服残暴，确实是因为礼乐缺失而刑罚不正。难道不应该思考清源正本的理论，删定律令，编纂二百章，来对应死刑。其余罪等，在古代应当活命，如今触犯死刑的，都可以招募实行肉刑。至于伤人和盗窃，官吏受贿枉法，男女淫乱，都恢复古刑，定为三千章。诋毁欺诈、文致细微的法律，全部废除。如此，则刑罚可畏而禁令容易回避，官吏不专擅杀人，法律没有两套标准，轻重与罪行相当，百姓性命得以保全，符合刑罚的中正，和谐天人之和，顺应稽考古制，成就时雍的教化。成康时期刑罚搁置不用，虽然未必能达到，但孝文帝时的判决，差不多可以企及。《诗经》说“宜民宜人，受禄于天”。《尚书》说“立功立事，可以永年”。是说为政而适宜于百姓的人，功成事立，就接受天禄而永享寿命，这就是所谓“一人有庆，万民赖之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