卷五十九 ◄
辽史卷六十
志第二十九
食货下
卷五十九 ◄
辽史卷六十
志第二十九
食货志下
征商之法，则自太祖置羊城于炭山北，起榷务以通诸道市易。太宗得燕，置南京，城北有市，百物山偫，命有司治其征；余四京及它州县货产懋迁之地，置亦如之。东平郡城中置看楼，分南、北市，禺中交易市北，午漏下交易市南。雄州、高昌、渤海亦立互市，以通南宋、西北诸部、高丽之货，故女直以金、帛、布、蜜、蜡诸药材及铁离、靺鞨、于厥等部以蛤珠、青鼠、貂鼠、胶鱼之皮、牛羊驼马、毳罽等物，来易于辽者，道路𫄶属。圣宗统和初燕京留守司言，[1]民艰食，请弛居庸关税，以通山西籴易。又令有司谕诸行宫，布帛短狭不中尺度者，不鬻于市。明年，诏以南、北府市场人少，宜率当部车百乘赴集。开奇峰路以通易州贸易。[2]二十三年，振武军及保州并置榷埸。时北院大王耶律室鲁以俸羊多阙，部人贫乏，请以羸老之羊及皮毛易南中之绢，上下为便。至天祚之乱，赋敛既重，交易法坏，财日匮而民日困矣。
征收商税的办法，从太祖在炭山北面设置羊城开始，建立专卖机构来沟通各道的市场交易。太宗取得燕地后，设置南京，城北有市场，各种货物堆积如山，命令有关部门管理征税；其余四京以及其他州县货物集散的地方，也设置同样的机构。东平郡城中设置看楼，分南市和北市，中午前在北市交易，中午后在南京市交易。雄州、高昌、渤海也设立互市，以流通南宋、西北各部、高丽的货物，所以女真用金、帛、布、蜜、蜡等各种药材，以及铁离、靺鞨、于厥等部族用蛤珠、青鼠、貂鼠、胶鱼之皮、牛羊驼马、毛毡等物品，前来辽国交易的人，在道路上络绎不绝。圣宗统和初年，燕京留守司上奏说，百姓粮食困难，请求放宽居庸关的税收，以打通山西的买粮交易。又命令有关部门告知各宫帐，布帛短小狭窄不合尺寸的，不准在市场上出售。第二年，下诏说南、北府市场人少，应当率领本部的车辆一百乘前去赶集。开辟奇峰路以打通与易州的贸易。统和二十三年，振武军和保州都设置了榷场。当时北院大王耶律室鲁因为俸羊多有缺少，部人贫困，请求用瘦弱的羊和皮毛交换南方的绢，上下都认为方便。到了天祚帝时发生变乱，赋税已经沉重，交易法规败坏，财物日益匮乏，百姓日益困苦了。
盐䇲之法，则自太祖以所得汉民数多，即八部中分古汉城别为一部治之。城在炭山南，有盐池之利，即后魏滑盐县也，八部皆取食之。及征幽、蓟还，次于鹤剌泺，命取盐给军。自后泺中盐益多，上下足用。会同初，太宗有大造于晋，晋献十六州地，而瀛、莫在焉，始得河间煮海之利，置榷盐院于香河县，于是燕、云迤北暂食沧盐。一时产盐之地如渤海、镇城、海阳、丰州、阳洛城、广济湖等处，五京计司各以其地领之。其煎取之制，岁出之额，不可得而详矣。
盐政专卖的办法，从太祖因为得到的汉民数量很多，就在八部中分出古汉城另外作为一个部来治理。这座城在炭山南面，有盐池之利，就是后魏的滑盐县，八部都从这里取盐食用。等到征讨幽州、蓟州回来，驻扎在鹤剌泺，命令取盐供给军队。从此以后泺中的盐越来越多，上下都足够使用。会同初年，太宗对晋有大恩德，晋献上十六州土地，瀛州、莫州就在其中，这才得到河间煮海为盐的利益，在香河县设置榷盐院，于是燕、云以北暂时食用沧州的盐。当时产盐的地方如渤海、镇城、海阳、丰州、阳洛城、广济湖等处，五京的计司各自按照其管辖区域管理。那些煎盐取盐的制度、每年的产量数额，已经无法详细知道了。
坑冶，则自太祖始并室韦，其地产铜、铁、金、银，其人善作铜、铁器。又有曷术部者多铁；「曷术」，国语铁也。部置三冶：曰柳湿河，曰三黜古斯，曰手山。神册初，平渤海，得广州，[3]本渤海铁利府，改曰铁利州，地亦多铁。东平县本汉襄平县故地，产铁矿，置采炼者三百户，随赋供纳。以诸坑冶多在国东，故东京置户部司，长春州置钱帛司。太祖征幽、蓟，师还，次山麓，得银、铁矿，命置冶。圣宗太平间，于潢河北阴山及辽河之源，各得金、银矿，兴冶采炼。自此以讫天祚，国家皆赖其利。
矿冶方面，从太祖开始吞并室韦，那里出产铜、铁、金、银，那里的人善于制作铜器、铁器。又有曷术部铁很多；「曷术」，是国语（契丹语）中铁的意思。该部设置了三处冶铁场所：叫柳湿河、三黜古斯、手山。神册初年，平定渤海，得到广州，这里本是渤海的铁利府，改名为铁利州，土地也多有铁矿。东平县本是汉代襄平县的旧地，出产铁矿，设置了采炼铁矿的民户三百户，随同赋税交纳。因为各矿冶大多在国家的东部，所以在东京设置户部司，在长春州设置钱帛司。太祖征讨幽州、蓟州，军队返回时，驻扎在山脚下，得到银矿、铁矿，命令设置冶所。圣宗太平年间，在潢河北面的阴山以及辽河的源头，分别得到金矿、银矿，兴办冶所开采冶炼。从此以后直到天祚帝时，国家都依赖这些矿利。
鼓铸之法，先代撒剌的为夷离菫，以土产多铜，始造钱币。太祖其子，袭而用之，遂致富强，以开帝业。太宗置五冶太师，以总四方钱铁。石敬瑭又献沿边所积钱，以备军实。景宗以旧钱不足于用，始铸干亨新钱，钱用流布。圣宗凿大安山，取刘守光所藏钱，[4]散诸五计司，兼铸太平钱，新旧互用。由是国家之钱，演迤域中。所以统和出内藏钱，赐南京诸军司。开泰中，诏诸道，贫乏百姓，有典质男女，计佣价日以十文；折尽，还父母。每岁春秋，以官钱宴飨将士，钱不胜多，故东京所铸至清宁中始用。是时，诏禁诸路不得货铜铁，以防私铸，又禁铜铁卖入回鹘，法益严矣。道宗之世，钱有四等：曰咸雍，曰大康，曰大安，曰寿隆，皆因改元易名。其肉好、铢数亦无所考。第诏杨遵勗征户部司逋户旧钱，得四十余万𫄶，拜枢密直学士；刘伸为户部使，岁入羡余钱三十万𫄶，擢南院枢密使；[5]其以灾沴，出钱以振贫乏及诸宫分边戍人户。是时，虽未有贯朽不可较之积，亦可谓富矣。至其末年，经费浩穰，鼓铸仍旧，国用不给。虽以海云佛寺千万之助，受而不拒，寻禁民钱不得出境。天祚之世，更铸干统、天庆二等新钱，而上下穷困，府库无余积。
铸造钱币的方法，在先祖撒剌的担任夷离堇时，因为当地出产很多铜，才开始制造钱币。太祖是他的儿子，继承并使用了钱币，于是变得富裕强大，从而开创了帝业。太宗设置了五冶太师，来总管各地的钱币和铁器。石敬瑭又进献了沿边地区积存的钱，用来充实军需。景宗因为旧钱不够使用，才开始铸造干亨新钱，钱币得以流通。圣宗开凿大安山，取出刘守光所藏的钱，散发给五个计司，同时铸造太平钱，新旧钱币混合使用。因此国家的钱币，流通于境内。所以在统和年间拿出内库的钱，赏赐给南京的各军司。开泰年间，下诏给各道，贫苦百姓中，有典当儿女的，计算佣工价钱每天十文；折抵完毕，归还给父母。每年春秋两季，用官钱宴请犒劳将士，钱多得用不完，所以东京所铸造的钱直到清宁年间才开始使用。这时，下诏禁止各路不得买卖铜铁，以防止私自铸造，又禁止将铜铁卖给回鹘，法令更加严格了。道宗时期，钱币有四种：叫咸雍、大康、大安、寿隆，都是因为改元而改换名称。它们的钱边、钱孔、重量等也无法考证了。只是下诏让杨遵勗征收户部司拖欠民户的旧钱，得到四十多万缗，被任命为枢密直学士；刘伸担任户部使，每年收入盈余钱三十万缗，被提升为南院枢密使；遇到灾害，就拿出钱来赈济贫民以及各宫帐和边境戍守的人户。这时，虽然没有钱串朽坏无法计算的积蓄，也可以称得上富足了。到了末年，经费浩大繁多，铸造依旧，国家用度供给不上。即使有海云佛寺千万钱的捐助，也接受而不拒绝，不久就禁止百姓的钱不得出境。天祚帝时期，改铸干统、天庆两种新钱，但是上上下下穷困，府库没有多余的积蓄。
始太祖为迭烈府夷离菫也，惩遥辇氏单弱，于是抚诸部，明赏罚，不妄征讨，因民之利而利之，群牧蓄息，[6]上下给足。及即位，伐河东，下代北郡县，[7]获牛、羊、驼、马十余万。枢密使耶律斜轸讨女直，复获马二十余万，分牧水草便地，数岁所增不胜算。当时，括富人马，不加多，赐大、小鹘军万余疋，不加少，盖畜牧有法然也。咸雍五年，萧陶隗为马群太保，上书犹言群牧名存实亡，上下相欺，宜括实数以为定籍。厥后东丹国岁贡千疋，[8]女直万疋，直不古等国万疋，阻卜及吾独婉、惕德各二万疋，[9]西夏、室韦各三百疋，越里笃、剖阿里、奥里米、蒲奴里、铁骊等诸部三百疋；仍禁朔州路羊马入宋，吐浑、党项马鬻于夏。以故群牧滋繁，数至百有余万，诸司牧官以次进阶。自太祖及兴宗垂二百年，群牧之盛如一日。天祚初年，马犹有数万群，每群不下千疋。祖宗旧制，常选南征马数万疋，牧于雄、霸、清、沧间，以备燕、云缓急；复选数万，给四时游畋；余则分地以牧。法至善也。至末年，累与金战，番汉战马损十六七，虽增价数倍，竟无所买，乃冒法买官马从军。诸群牧私卖日多，畋猎亦不足用，遂为金所败。弃众播迁，以讫于亡。松漠以北旧马，皆为大石林牙所有。
当初太祖担任迭烈府夷离堇时，鉴于遥辇氏势力单薄弱小，于是安抚各部，明确赏罚，不随意征讨，顺应百姓的利益而使他们获利，各牧场的牲畜繁殖增长，上下供给充足。等到即位后，征伐河东，攻下代北的郡县，获得牛、羊、骆驼、马匹十多万。枢密使耶律斜轸征讨女真，又获得马匹二十多万，分别放牧在水草便利的地方，几年间增加的数量无法计算。当时，搜刮富人的马匹，并不显得增多；赏赐给大、小鹘军一万多匹，并不显得减少，这是因为畜牧有方法的缘故。咸雍五年，萧陶隗担任马群太保，上书仍然说群牧名存实亡，上下互相欺骗，应该核实实际数目作为固定的登记册。此后东丹国每年进贡一千匹，女真一万匹，直不古等国一万匹，阻卜以及吾独婉、惕德各二万匹，西夏、室韦各三百匹，越里笃、剖阿里、奥里米、蒲奴里、铁骊等各部三百匹；同时禁止朔州路的羊马进入宋朝，禁止吐浑、党项的马匹卖给西夏。因此群牧繁殖增多，数量达到一百多万，各司的牧官按次序晋升官阶。从太祖到兴宗将近二百年，群牧的兴盛始终如一。天祚帝初年，马匹还有数万群，每群不少于一千匹。祖宗旧制，经常挑选南征用的马匹数万匹，放牧在雄州、霸州、清州、沧州之间，以防备燕、云地区的紧急情况；再挑选数万匹，供给四季游猎；其余的分地放牧。这个办法非常好。到了末年，多次与金国作战，番汉战马损失了十分之六七，虽然把价格提高数倍，最终也买不到，于是违犯法令购买官马从军。各群牧私下卖马日益增多，连游猎也不够用了，于是被金国打败。抛弃部众流亡迁徙，直到灭亡。松漠以北原有的马匹，都被大石林牙所有。
辽之食货其可见者如是耳。至于邻国岁币，诸属国岁贡土宜，虽累朝军国经费多所仰给，然非本国所出，况名数已见本纪，兹不复载。
辽国的食货情况，其可见的不过如此罢了。至于邻国的岁币，各属国每年进贡的土特产，虽然历朝军国经费多依赖于此，但并非本国所出产，况且名称数量已经记载在本纪中，这里不再记载。
夫冀北宜马，海滨宜盐，无以议为。辽地半沙碛，三时多寒，春秋耕获及其时，黍稌高下因其地，盖不得与中土同矣。然而辽自初年，农谷充羡，振饥恤难，用不少靳，旁及邻国，沛然有余，果何道而致其利欤？此无他，劝课得人，规措有法故也。
冀北地区适宜养马，海滨地区适宜产盐，这没有什么可议论的。辽国土地一半是沙漠，三季多寒冷，春秋耕种收获要赶上时节，黍子稻子高下种植要因地制宜，大概不能与中原地区相同。然而辽国从初年开始，农业粮食充足丰裕，赈济饥荒抚恤患难，用度毫不吝惜，还能惠及邻国，充沛有余，究竟是靠什么方法获得这样的好处呢？这没有别的原因，是因为鼓励督促农业得到了合适的人选，规划措施有方法的缘故。
世之论钱币者，恒患其重滞之难致，鼓铸之弗给也，于是楮币权宜之法兴焉。西北之通舟楫，比之东南，十才一二。辽之方盛，货泉流衍，国用以殷，给戍赏征，赐与亿万，未闻有所谓楮币也，又何道而致其便欤？此无他，旧储新铸，并听民用故也。
世上议论钱币的人，常常忧虑钱币沉重难以运输，铸造供应不上，于是纸币这种权宜之计就兴起了。西北地区通航船只，与东南相比，只有十分之一二。辽国正当强盛时，货币流通充裕，国家用度因此丰足，供给戍守、赏赐、征伐，赏赐数以亿万计，没有听说有所谓的纸币，又是什么方法达到这样便利的呢？这没有别的原因，是因为旧有的储备和新铸造的钱币，都听任百姓使用的缘故。
孟子曰：「周于利者，凶年不能杀。」人力苟至，一夫犹足以胜时灾，况为国乎。以是知善谋国者，有道以制天时、地利之宜，无往而不遂其志。食莫大于谷，货莫大于钱，特志二者，以表辽初用事之臣，亦善裕其国者矣。
孟子说：「周密地谋划财利的人，灾荒之年也不能使他困窘。」如果人力能够达到，一个人尚且足以战胜当时的灾害，何况治理国家呢？由此可知善于谋划国家的人，有办法来掌握天时、地利的便利，无论到哪里都能实现他的志向。食物中没有比粮食更重要的，货物中没有比钱币更重要的，特意记载这两者，以表明辽初当政的大臣，也是善于使国家富足的人啊。
校勘记
卷五十九
卷六十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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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六十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