子墨子言曰：仁人之事者，必务求兴天下之利，除天下之害。然当今之时，天下之害孰为大？曰：若大国之攻小国也，大家之乱小家也，强之劫弱，众之暴寡，诈之谋愚，贵之敖贱，此天下之害也。又与为人君者之不惠也，臣者之不忠也，父者之不慈也，子者之不孝也，此又天下之害也。又与今人之贱人，执其兵刃毒药水火，以交相亏贼，此又天下之害也。姑尝本原若众害之所自生，此胡自生？此自爱人、利人生与？即必曰非然也，必曰从恶人、贼人生。分名乎天下恶人而贼人者，兼与？别与？即必曰别也。然即之交别者，果生天下之大害者与？是故别非也。
墨子说：仁人处理事务，一定要努力追求为天下兴利，为天下除害。然而在当今时代，天下的祸害什么最大？回答说：比如大国攻打小国，大家族扰乱小家族，强者劫掠弱者，人多的欺凌人少的，奸诈的算计愚笨的，高贵的傲视低贱的，这些都是天下的祸害。又如做国君的不仁惠，做臣子的不忠诚，做父亲的不慈爱，做儿子的不孝顺，这些又是天下的祸害。又如现在低贱的人，拿着兵器、毒药、水火，互相残害，这又是天下的祸害。暂且试着推究这些祸害产生的根源，这是从哪里产生的呢？是从爱人、利人产生的吗？那么一定会说不是，一定会说是从憎恶人、残害人产生的。那么给天下憎恶人、残害人的人分类，是“兼”还是“别”呢？那么一定会说是“别”。既然如此，那么这种相互“别”的做法，果然是产生天下大害的原因吗？所以“别”是不对的。
子墨子曰：非人者，必有以易之。若非人而无以易之，譬之犹以水救火也，其说将必无可焉。是故子墨子曰：兼以易别。然即兼之可以易别之故何也？曰：藉为人之国若为其国，夫谁独举其国以攻人之国者哉？为彼者由为己也。为人之都若为其都，夫谁独举其都以伐人之都者哉？为彼犹为己也。为人之家若为其家，夫谁独举其家以乱人之家者哉？为彼犹为己也。然即国都不相攻伐，人家不相乱贼，此天下之害与？天下之利与？即必曰天下之利也。姑尝本原若众利之所自生，此胡自生？此自恶人、贼人生与？即必曰非然也，必曰从爱人、利人生。分名乎天下爱人而利人者，别与？兼与？即必曰兼也。然即之交兼者，果生天下之大利者与？是故子墨子曰：兼是也。
墨子说：要否定一种东西，就必须有东西来替代它。如果否定一种东西却没有东西替代它，就好比用水去救火，这种说法必然行不通。所以墨子说：要用“兼”来替代“别”。那么“兼”可以用来替代“别”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回答说：假如对待别人的国家如同对待自己的国家，谁还会发动自己国家的全部兵力去攻打别人的国家呢？对待别人如同对待自己一样。假如对待别人的都城如同对待自己的都城，谁还会发动自己都城的全部力量去攻伐别人的都城呢？对待别人如同对待自己一样。假如对待别人的家族如同对待自己的家族，谁还会发动自己家族的全部力量去扰乱别人的家族呢？对待别人如同对待自己一样。既然如此，那么国家、都城之间不互相攻伐，家族之间不互相扰乱残害，这是天下的祸害呢？还是天下的利益呢？那么一定会说是天下的利益。暂且试着推究这些利益产生的根源，这是从哪里产生的呢？是从憎恶人、残害人产生的吗？那么一定会说不是，一定会说是从爱人、利人产生的。那么给天下爱人、利人的人分类，是“别”还是“兼”呢？那么一定会说是“兼”。既然如此，那么这种相互“兼”的做法，果然是产生天下大利的原因吗？所以墨子说：“兼”是对的。
且乡吾本言曰：仁人之事者，必务求兴天下之利，除天下之害。今吾本原兼之所生天下之大利者也，吾本原别之所生天下之大害者也。是故子墨子曰：别非而兼是者，出乎若方也。今吾将正求兴天下之利而取之，以兼为正。是以聪耳明目相为视听乎，是以股肱毕强相为动宰乎，而有道肆相教诲。是以老而无妻子者，有所侍养以终其寿；幼弱孤童之无父母者，有所放依以长其身。今唯毋以兼为政，即若其利也。不识天下之士所以皆闻兼而非之者，其故何也？
而且我以前说过：仁人处理事务，一定要努力追求为天下兴利，为天下除害。现在我推究“兼”产生天下大利的根源，推究“别”产生天下大害的根源。所以墨子说：“别”不对而“兼”是对的，就是出于这个道理。现在我将要正式追求兴天下之利并采用它，以“兼”作为准则。因此，人们用聪耳明目互相帮助看和听，用强健的四肢互相帮助劳作，有道德的人尽力互相教诲。因此，年老而没有妻子儿女的人，有人供养而终其天年；幼弱孤童没有父母的人，有人依靠而得以成长。现在如果用“兼”来治理天下，那么利益就是这样。不知道天下的士人听到“兼”就加以非议，其原因是什么呢？
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犹未止也，曰：「兼即善矣，虽然，岂可用哉？」子墨子曰：用而不可，虽我亦将非之。且焉有善而不可用者？姑尝两而进之，设以为二士，使其一士者执别，使其一士者执兼。是故别士之言曰：「吾岂能为吾友之身若为吾身，为吾友之亲若为吾亲？」是故退睹其友，饥即不食，寒即不衣，疾病不侍养，死丧不葬埋。别士之言若此，行若此。兼士之言不然，行亦不然，曰：「吾闻为高士于天下者，必为其友之身若为其身，为其友之亲若为其亲，然后可以为高士于天下。」是故退睹其友，饥则食之，寒则衣之，疾病侍养之，死丧葬埋之。兼士之言若此，行若此。若之二士者，言相非而行相反与？当使若二士者，言必信，行必果，使言行之合，犹合符节也，无言而不行也。然即敢问：今有平原广野于此，被甲婴胄，将往战，死生之权未可识也；又有君大夫之远使于巴、越、齐、荆，往来及否未及否，未可识也。然即敢问不识将恶择之也？家室，奉承亲戚，提挈妻子，而寄托之，不识于兼之有是乎？于别之有是乎？我以为当其于此也，天下无愚夫愚妇，虽非兼之人，必寄托之于兼之有是也。此言而非兼，择即取兼，即此言行费也。不识天下之士，所以皆闻兼而非之者，其故何也？
然而天下士人非议“兼”的言论还没有停止，他们说：“兼固然好，虽然如此，难道可以实行吗？”墨子说：如果不可用，即使是我也会非议它。况且哪有好的东西却不能实行的呢？姑且试着两方面都推进一下，假设有两个士人，让其中一个士人持守“别”，让另一个士人持守“兼”。因此，“别士”的话说：“我怎么能把朋友的身体当作自己的身体，把朋友的亲人当作自己的亲人呢？”因此退下来看到朋友，饿了不给吃，冷了不给穿，生病了不侍奉养护，死了不埋葬。“别士”的话像这样，行为也像这样。“兼士”的话不是这样，行为也不是这样，他说：“我听说在天下做高尚之士的人，一定要把朋友的身体当作自己的身体，把朋友的亲人当作自己的亲人，然后才能成为天下高尚之士。”因此退下来看到朋友，饿了就给吃，冷了就给穿，生病了就侍奉养护，死了就埋葬。“兼士”的话像这样，行为也像这样。这两个士人，言论相非而行为相反吗？假使这两个士人，说话一定信实，行动一定果断，使言行一致，如同符节相合，没有说了而不实行的。那么请问：现在这里有平原旷野，人们披甲戴盔，将要前往作战，生死之权难以预料；又有国君大夫出使到巴、越、齐、楚等国，能否往返也难以预料。那么请问，不知道他们将把家室、奉养父母、携带妻子儿女寄托给谁呢？是寄托给持“兼”的人呢？还是寄托给持“别”的人呢？我认为在这个时候，天下无论愚夫愚妇，即使是非议“兼”的人，也一定会寄托给持“兼”的人。嘴上非议“兼”，选择时却选取“兼”，这就是言行相违背。不知道天下的士人，听到“兼”就非议它，其原因是什么呢？
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犹未止也，曰：「意可以择士，而不可以择君乎？」姑尝两而进之，设以为二君，使其一君者执兼，使其一君者执别。是故别君之言曰：「吾恶能为吾万民之身若为吾身，此泰非天下之情也。人之生乎地上之无几何也，譬之犹驷驰而过隙也。」是故退睹其万民，饥即不食，寒即不衣，疾病不侍养，死丧不葬埋。别君之言若此，行若此。兼君之言不然，行亦不然，曰：「吾闻为明君于天下者，必先万民之身，后为其身，然后可以为明君于天下。」是故退睹其万民，饥即食之，寒即衣之，疾病侍养之，死丧葬埋之。兼君之言若此，行若此。然即交若之二君者，言相非而行相反与？常使若二君者，言必信，行必果，使言行之合，犹合符节也，无言而不行也。然即敢问：今岁有疠疫，万民多有勤苦冻馁，转死沟壑中者，既已众矣。不识将择之二君者，将何从也？我以为当其于此也，天下无愚夫愚妇，虽非兼君，必从兼君是也。言而非兼，择即取兼，即此言行拂也，不识天下所以皆闻兼而非之者，其故何也？
然而天下士人非议“兼”的言论还没有停止，他们说：“或许可以用‘兼’来选择士人，但不可以用来选择国君吧？”姑且试着两方面都推进一下，假设有两个国君，让其中一个国君持守“兼”，让另一个国君持守“别”。因此，“别君”的话说：“我怎么能把万民的身体当作自己的身体呢？这太不合天下常情了。人生在世上没有多少时间，好比驷马奔驰过缝隙一样短暂。”因此退下来看到万民，饿了不给吃，冷了不给穿，生病了不侍奉养护，死了不埋葬。“别君”的话像这样，行为也像这样。“兼君”的话不是这样，行为也不是这样，他说：“我听说在天下做明君的人，一定先考虑万民的身体，然后才考虑自己的身体，然后才能成为天下的明君。”因此退下来看到万民，饿了就给吃，冷了就给穿，生病了就侍奉养护，死了就埋葬。“兼君”的话像这样，行为也像这样。那么这两个国君，言论相非而行为相反吗？假使这两个国君，说话一定信实，行动一定果断，使言行一致，如同符节相合，没有说了而不实行的。那么请问：今年有瘟疫，万民多有辛勤劳苦、冻饿而死、辗转于沟壑中的，已经很多了。不知道他们将选择这两个国君中的哪一个呢？我认为在这个时候，天下无论愚夫愚妇，即使是非议“兼君”的人，也一定会跟从“兼君”。嘴上非议“兼”，选择时却选取“兼”，这就是言行相违背。不知道天下人听到“兼”就非议它，其原因是什么呢？
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犹未止也，曰：兼即仁矣，义矣。虽然，岂可为哉？吾譬兼之不可为也，犹挈泰山以超江河也。故兼者，直愿之也，夫岂可为之物哉？子墨子曰：夫挈泰山以超江河，自古之及今，生民而来未尝有也。今若夫兼相爱、交相利，此自先圣六王者亲行之。何以知先圣六王之亲行之也？子墨子曰：吾非与之并世同时，亲闻其声，见其色也。以其所书于竹帛，镂于金石，琢于槃盂，传遗后世子孙者知之。《泰誓》曰：「文王若日若月乍照，光于四方，于西土。」即此言文王之兼爱天下之博大也，譬之日月兼照天下之无有私也，即此文王兼也。虽子墨子之所谓兼者，于文王取法焉。且不唯《泰誓》为然，虽《禹誓》即亦犹是也。禹曰：「济济有众，咸听朕言，非惟小子敢行称乱，蠢兹有苗，用天之罚，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。」禹之征有苗也，非以求以重富贵、干福禄、乐耳目也，以求兴天下之利，除天下之害，即此禹兼也。虽子墨子之所谓兼者，于禹求焉。且不唯《禹誓》为然，虽《汤说》即亦犹是也。汤曰：「惟予小子履，敢用玄牡，告于上天后曰：今天大旱，即当朕身履，未知得罪于上下。有善不敢蔽，有罪不敢赦，简在帝心。万方有罪，即当朕身。朕身有罪，无及万方。」即此言汤贵为天子，富有天下，然且不惮以身为牺牲，以祠说于上帝鬼神，即此汤兼也。虽子墨子之所谓兼者，于汤取法焉。且不唯《誓命》与《汤说》为然，周《诗》即亦犹是也。周《诗》曰：「王道荡荡，不偏不党。王道平平，不党不偏。其直若矢，其易若厎。君子之所履，小人之所视。」若吾言非语道之谓也？古者文武为正，均分赏贤罚暴，勿有亲戚弟兄之所阿，即此文武兼也。虽子墨子之所谓兼者，于文武取法焉。不识天下之人所以皆闻兼而非之者，其故何也？
然而天下士人非议“兼”的言论还没有停止，他们说：“兼固然是仁、是义。虽然如此，难道可以做到吗？我打个比方，‘兼’不可行，就像举起泰山跳过江河一样。所以‘兼’只是一种愿望罢了，哪里是能实行的事情呢？”墨子说：举起泰山跳过江河，从古到今，自有人类以来还没有过。现在所说的兼相爱、交相利，这是从先圣六王就亲自实行过的。怎么知道先圣六王亲自实行过呢？墨子说：我不是和他们生活在同一时代，亲耳听到他们的声音，亲眼看到他们的容貌。我是从他们写在竹帛上、刻在金石上、琢在盘盂上、传给后世子孙的文字中知道的。《泰誓》说：“文王像太阳月亮照耀，光辉普照四方，尤其照在西方。”这就是说文王兼爱天下的博大，如同日月普照天下没有偏私，这就是文王的“兼”。即使墨子所说的“兼”，也是从文王那里取法的。而且不仅《泰誓》是这样，即使《禹誓》也是这样。禹说：“众多的士众，都听我说，不是我小子敢行作乱，而是有苗蠢动，我奉行上天的惩罚，如今我率领你们众邦的君长去征伐有苗。”禹征伐有苗，不是为了求取富贵、追求福禄、享乐耳目，而是为了兴天下之利，除天下之害，这就是禹的“兼”。即使墨子所说的“兼”，也是从禹那里求得的。而且不仅《禹誓》是这样，即使《汤说》也是这样。汤说：“我小子履，敢用黑色的公牛，告于上天后土说：如今天下大旱，应当由我自身承担，不知得罪了上下神祇。有善不敢隐瞒，有罪不敢赦免，这些都简在上帝心中。万方有罪，由我一人承担；我自身有罪，不要牵连万方。”这就是说汤贵为天子，富有天下，尚且不惜以自身为牺牲，向上帝鬼神祈祷，这就是汤的“兼”。即使墨子所说的“兼”，也是从汤那里取法的。而且不仅《誓命》和《汤说》是这样，周《诗》也是这样。周《诗》说：“王道宽广，不偏不私。王道平坦，不私不偏。它直如箭，它平如砥。君子所践履，小人所效法。”如果我的话不是在说大道，那是什么呢？古时文王、武王为政，公平地赏贤罚暴，不偏袒亲戚兄弟，这就是文王、武王的“兼”。即使墨子所说的“兼”，也是从文王、武王那里取法的。不知道天下人听到“兼”就非议它，其原因是什么呢？
然而天下之非兼者之言犹未止，曰：意不忠亲之利，而害为孝乎？子墨子曰：姑尝本原之孝子之为亲度者。吾不识孝子之为亲度者，亦欲人爱利其亲与？意欲人之恶贼其亲与？以说观之，即欲人之爱利其亲也。然即吾恶先从事即得此？若我先从事乎爱利人之亲，然后人报我以爱利吾亲乎？意我先从事乎恶贼人之亲，然后人报我以爱利吾亲乎？即必吾先从事乎爱利人之亲，然后人报我以爱利吾亲也。然即之交孝子者，果不得已乎？毋先从事爱利人之亲者与？意以天下之孝子为遇，而不足以为正乎？姑尝本原之先王之所书《大雅》之所道曰：「无言而不雠，无德而不报。投我以桃，报之以李。」即此言爱人者必见爱也，而恶人者必见恶也。不识天下之士所以皆闻兼而非之者，其故何也？意以为难而不可为邪？尝有难此而可为者。昔荆灵王好小要，当灵王之身，荆国之士饭不逾乎一，固据而后兴，扶垣而后行。故约食为其难为也，然后为而灵王说之，未逾于世而民可移也，即求以乡其上也。昔者越王句践好勇，教其士臣三年，以其知为未足以知之也。焚舟失火，鼓而进之。其士偃前列、伏水火而死者，不可胜数也。当此之时，不鼓而退也，越国之士可谓颤矣。故焚身为其难为也，然后为而越王说之，未逾于世而民可移也，即求以乡其上也。昔者晋文公好苴服。当文公之时，晋国之士大布之衣，牂羊之裘，练帛之冠，且苴之屦，入见文公，出以践之朝。故苴服为其难为也，然后为而文公说之，未逾于世而民可移也，即求以乡其上也。是故约食、焚舟、苴服，此天下之至难为也，然后为而上说之，未逾于世而民可移也。何故也？即求以乡其上也。今若夫兼相爱、交相利，此其有利且易为也，不可胜计也。我以为则无有上说之者而已矣，苟有上说之者，劝之以赏誉，威之以刑罚，我以为人之于就兼相爱、交相利也，譬之犹火之就上、水之就下也，不可防止于天下。
然而天下非议“兼”的言论还没有停止，他们说：“或许‘兼’不利于双亲的利益，反而有害于孝道吧？”墨子说：姑且试着推究孝子为双亲考虑的本意。我不知道孝子为双亲考虑，是希望别人爱戴、有利于他的双亲呢？还是希望别人憎恶、残害他的双亲呢？从道理上看，当然是希望别人爱戴、有利于他的双亲。那么，我首先做什么才能得到这个结果呢？是我先爱戴、有利于别人的双亲，然后别人回报我爱戴、有利于我的双亲呢？还是我先憎恶、残害别人的双亲，然后别人回报我爱戴、有利于我的双亲呢？那么一定是我先爱戴、有利于别人的双亲，然后别人回报我爱戴、有利于我的双亲。既然如此，那么这种相互的孝子，难道是不得已的吗？难道不是先爱戴、有利于别人的双亲吗？难道认为天下的孝子都是愚笨的，不足以成为榜样吗？姑且试着推究先王所写的《大雅》中所说的：“没有一句话不被回应，没有一种德行不得到回报。你投给我桃子，我回报你李子。”这就是说爱别人的人一定被人爱，憎恶别人的人一定被人憎恶。不知道天下士人听到“兼”就非议它，其原因是什么呢？或许认为它困难而不可行吧？曾经有比这更困难却可以做到的事。从前楚灵王喜欢细腰，在灵王在世时，楚国的士人每天吃饭不超过一顿，要扶着东西才能站起来，扶着墙才能走路。所以节食是难以做到的，然而人们为了取悦灵王而做到了，没过多久，民风就改变了，这是为了迎合君主的喜好。从前越王勾践喜欢勇敢，训练他的将士三年，认为自己的智慧还不足以了解他们。于是焚烧船只，点火击鼓，命令前进。他的将士倒在前面、死于水火之中的，数不胜数。在这个时候，如果不击鼓而退却，越国的将士可以说是胆怯了。所以焚身是难以做到的，然而人们为了取悦越王而做到了，没过多久，民风就改变了，这是为了迎合君主的喜好。从前晋文公喜欢粗布衣服。在文公的时候，晋国的士人穿粗布衣服、母羊皮裘、戴练帛帽子、穿粗麻鞋，进去见文公，出来在朝廷上行走。所以穿粗布衣服是难以做到的，然而人们为了取悦文公而做到了，没过多久，民风就改变了，这是为了迎合君主的喜好。因此，节食、焚舟、穿粗布衣服，这些都是天下最难做到的事，然而人们为了取悦君主而做到了，没过多久，民风就改变了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就是为了迎合君主的喜好。现在所说的兼相爱、交相利，这是有利而且容易做到的，好处不可胜数。我认为只是没有君主喜欢并倡导它罢了，如果有君主喜欢并倡导它，用赏赐和赞誉来鼓励，用刑罚来威慑，我认为人们趋向兼相爱、交相利，就像火向上、水向下一样，在天下是阻止不了的。
故兼者，圣王之道也，王公大人之所以安也，万民衣食之所以足也。故君子莫若审兼而务行之。为人君必惠，为人臣必忠，为人父必慈，为人子必孝，为人兄必友，为人弟必悌。故君子莫若欲为惠君、忠臣、慈父、孝子、友兄、悌弟，当若兼之不可不行也。此圣王之道而万民之大利也。
所以，“兼”是圣王的大道，是王公大人安身立命的根本，是万民衣食丰足的保障。所以君子不如审察“兼”的道理并努力实行它。做国君的一定要仁惠，做臣子的一定要忠诚，做父亲的一定要慈爱，做儿子的一定要孝顺，做兄长的一定要友爱，做弟弟的一定要恭敬。所以君子如果想要成为仁惠的君主、忠诚的臣子、慈爱的父亲、孝顺的儿子、友爱的兄长、恭敬的弟弟，就不可不实行“兼”。这是圣王的大道，也是万民最大的利益。